劳动部关于印发《劳动安全监察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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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关于印发《劳动安全监察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劳动部关于印发《劳动安全监察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2年6月3日，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有关安全生产法规，加强劳动安全监察工作，我部从1990年开始陆续为各地劳动部门配备劳动安全监察车。为加强车辆管理，制定了《劳动安全监察车管理办法》，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件：劳动安全监察车管理办法
劳动安全监察车管理办法
一、根据国发〔1983〕85号文件精神，为提高劳动安全监察工作手段，加强安全监察车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二、劳动安全监察车是进行劳动安全监察的专用车辆，必须专车专用，严禁挪作它用或转卖，严禁私自拆卸车内仪器、设备。
三、劳动安全监察车是各级劳动部门在执行职业安全卫生监察、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和矿山安全监察中用于事故的抢救、调查处理及日常的监督、检测检验任务。车上配备执行劳动安全监察任务必需的仪器设备，车身喷写“国家劳动安全监察”字样和喷涂劳动安全卫生标志。
四、配备劳动安全监察车的报批程序。各地劳动部门要商当地控办同意，并在一月底前向劳动部报送年度劳动安全监察车的需求计划。由劳动部和全国控办协商并联合下达年度计划指标。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劳动厅（局）向下分配车辆指标，应综合考虑职业安全卫生监察、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和矿山安全监察三个方面的需要，优先分配工业、矿山集中的市和重点县的劳动部门。
六、中、小城市和县级劳动部门配置的劳动安全监察车应综合执行三个方面监察任务，以节省财力、物力、提高监察车的利用率。
七、各级劳动部门要加强对劳动安全监察车的管理、精心维修保养，使车辆经常处于完好状态，保证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
八、各级劳动部门应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汽车报废更新的规定。需报废的安全监察车，须经省（区、市）级劳动部门同意后，再报公安交通车辆监察部门鉴定。每年报废的车辆由省（区、市）级劳动部门汇总上报劳动部综合计划司。
九、各级劳动部门要建立专用车辆的档案，并将当年实际购买的车型数量逐级上报，由省、区、市级劳动厅（局）的综合部门统一掌握。
十、本办法由劳动部负责解释。
十一、本办法自下达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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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权判决之刍议
内容摘要：由于法院对公示催告申请人之申请不作实质性审查，使得做出的除权判决成为法律上的一种拟制。该拟制往往与事实具有不一致性。故当此情况存在时，票据权利人该如何行使权力，是否可提起除权判决撤销之诉？若不可撤销，票据相关人之权利该如何维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可以起诉是何种诉讼？该以谁为被告？对此，法律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文从一则案例出发，针对案件处理中的疑惑，试图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得出结论。
关键词：公示催告 除权判决 撤销权 付款期限
民事诉讼法中的除权判决主要是指，票据权利人在票据被盗、遗失、灭失之后，依法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公告期间，若无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被驳回，待公告期满后，依据申请人的申请，法院作出确认该票据无效判决，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设立除权判决的初衷，是因为依据票据的文义性特点，票据与其上权利不可分割，持票人一旦失去票据即丧失票据上之权利。票据自出现以后，实践中经常会发生合法持票人之票据被盗、遗失、灭失等导致票据权利丧失情况。若任由该现象存在，一方面，会使真正票据权利人合法利益受损，另一方面，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该票据的持票人亦可凭此票据获得不正当利益，如此，将会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危害交易安全。基于以上目的，立法上设立了公示催告程序，作为对意外情况之矫正。该程序设立初期，着实解决了实务界的一大难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票据使用越来越频繁，票据问题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现有规定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票据纠纷需求，甚至限制着票据权利人之权利行使。
由于法院对公示催告申请人之申请不作实质性审查，故除权判决的作出仅系法院推定之结果。而这种推定结果，往往与事实不符。现实中，公示催告往往成为犯罪分子事先违法犯罪目的的手段。如，公示催告申请人先通过合法交易手段从出票人手中取得其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之后与他方发生交易并以之作为付款方式，待他方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后，其即在票据到期日前以票据被盗或者遗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要求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因为法院对该申请仅作形式审查，不可能知晓该票据已被转让之事实，而且，囿于法院公告的地域局限性及较短的公告期，真正的权利人往往无法得知该公示催告程序的存在而无法及时申报权利。待汇票到期日后，真正汇票权利人请求付款人付款时，却发现付款人早已依据该除权判决向公示催告申请人付款且其已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所以，在现有法律制度之下，仍需对公示催告程序及除权判决的作出进行规范。笔者针对日前代理的一宗票据纠纷案件进行初步分析，以期能对该程序的完善尽到绵薄之力。
案情回放：
2009年6月30日，A公司委托银行开出一张编号为DB/0531886，到期日为2009年12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为B公司，付款行为C银行。该汇票可背书转让。此后，该汇票经B公司转让至D公司再至E公司最终由F公司持有，以上背书连续。F公司持有该汇票后即至G银行办理票据贴现，汇票背书人一栏加盖F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鉴，被背书人一栏空白。后该汇票被G银行工作人员遗失并被H公司拾得。
G银行于2009年9月22日向I地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并于当日向C银行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公告期自2009年9月28日至2009年11月29日，公告期间，无相关权利人申报权利，2009年11月30日，I法院根据G银行申请做出（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于当日公告，宣告DB/0531886号汇票无效。 G银行于2009年12月10日凭此判决向C银行提示付款。
与此同时，H公司拾得该票据后，即于空白被背书人栏内签具本单位名称，并于2009年9月21日背书转让于J公司。9月23日J公司将票据寄往C银行提示承兑。10月11日，得知该汇票因涉他案已于9月24日被C银行住所地公安机关扣留。2010年4月28日，J公司向C银行发出付款请求但被C银行以已依据（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向G银行付款为由予以拒绝。随即 ，2011年3月10日J公司向I法院以G银行为对汇票背书非票据合法持票人，无权申请公示催告为由起诉，要求撤销（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且要求所有票据相关人向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 本案中出现的问题
（一）G银行是否有权申请公示催告
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又，《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也即，受让汇票虽未经背书，但有证据证明权利归属亦为合法持票人。
2、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四十九条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故，涉案的汇票，已经G银行贴现取得，遗失之前为该行合法占有。即，I公司现持有的汇票系H公司通过非法途径取得。G银行符合《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情形，属于票据丧失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有人，故其对遗失的涉案汇票申请公示催告合法有据，法院判决结果真实有效。
（二）涉案除权判决是否可以撤销
1、本案除权判决不可撤销，原因如下。
（1）申请撤销除权判决缺乏法律依据。依据如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
该条只是程序规定，从该条文的字面理解并不能得出可以提起撤销除权判决的结论。依笔者对立法者立法技术之信任，认为若是立法者认同可以通过撤销除权判决实现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予以救济的话，即应在《民事诉讼法》公示催告程序中作出直接规定，而立法者并未作此规定。
（2）另外，在《票据法》等相关实体法中亦无除权判决可以撤销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票据纠纷一节中也未规定撤销除权判决之案由。
（3）撤销生效的民事判决一般通过再审程序，而依《民诉意见》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按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如此，该除权判决根本不存在被撤销的可能。
（三）J公司起诉有无合法依据
1、J公司未能申报权利没有正当理由。本案中，G银行于2009年9月22日向I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期间从2009年9月28日至2009年11月29日，法院判决公告日为2009年11月30日。
2、如J公司所述，上述期间内，其于2009年9月23日将汇票等寄往C银行，后于2009年10月11日得知该汇票已于9月24日被C银行住所地公安机关扣留。在其得知该事实后，按照常理分析，面对巨额款项受损，其应当积极主动了解汇票被扣留的原因，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公示催告程序的存在。故，有极大理由相信，J公司此时已得知该公示催告的事实，同时，对于除权判决的公告其亦应是明知。其怠于申报权利的行为系对其票据权利的放弃。
综上，因J公司在公告期间未申报票据权利不具有正当理由，故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于2011年3月10日提起的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理应予以驳回。
二、公示催告程序理论探讨
（一）除权判决之撤销可能
除权判决的作出，仅系依据公示催告申请人所述及公告期内无人申报权利之情况推论而来。现实中这种法律上的拟制，往往与事实不符，也即，真正的票据权利人极有可能因正当事由未能在公告期及时申报权利，就产生了如何恢复利害关系人的票据权利，为其提供法律救济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依上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利害关系人自知道或应该知道之日起一年内可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但可提起的是何种诉讼？以谁为被告？实践中，撤销生效判决往往通过再审程序来进行，但是依《民诉意见》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此类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在此情况下，若非赋予撤销权，则真正权利人至利益该无从得以维护？理论界观点认为，应当赋予利害关系人撤销除权判决之权利。
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存在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法律规定。例如德国法中规定除权判决具有诸如公示催告未予公告或未按法定的方式公告、未遵守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判决中未对已申报的权利予以考虑、作出判决的法官依法未回避及具备根据犯罪行为提起回复原状之诉的要件等情形时，可以申请人为被告，提起撤销之诉。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伪造变造证据；以其他诉讼参与人虚伪陈述作为判决的证据的等情形存在时，相关权利人可以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这些有关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公示催告程序中利害关系人之救济程序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故，我国法律可对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予以借鉴，规定利害关系人可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并且扩大可作为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法定事由。
（二）除权判决后付款时间问题
本文案例中，涉案汇票到期日为2009年12月30日，公示催告程序公告期间为9月28日至11月29日，I法院于公告期满依G银行申请做出（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于11月30日公告。G银行于2009年12月10日即持该判决要求C银行付款。
如此，即出现一个问题。此时汇票尚未到付款日，但依公告后的除权判决，付款人C银行却有义务应G银行的请求付款，更不能以票据尚未到期为由予以抗辩。该种推定的权利大于本来自有的权利的情况对付款人而言极为不公。其被迫提前付款，无端损失了利息，相反除权判决申请人等于变相取得不当得利。法律亦未明确付款人对此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故，针对本条款，笔者建议对其区分情况予以修改为：“公告之日，票据已届付款期，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未到付款期，于到期日方可请求支付。”
（三）公示催告申请条件之扩大
1、《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但是现实中，于被盗、遗失、灭失之外票据丧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因受欺诈、胁迫而将票据交与他人，对此是否符合申请公示催告的条件，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有人主张，在票据权利人受欺诈将票据交付他人时，没有违反票据权利人的意思，不构成票据丧失，不能申请公示催告；如系胁迫而交付票据，因明显违反权利人之意思，应当构成票据丧失，票据权利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笔者认为，法律设立该程序的目的即是为了对合法持票人非正常丧失的票据予以最大的救济，若只因法律未明确列明此等原因即将该情况排除在外，则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目标之实现，亦会降低法律的公信力。
2、而且，依据《规定》第二十六条，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也即，该《规定》将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程序的前提条件限定为“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并未按照原因区分可以适用公示催告程序的票据丧失的不同类型。
故而，不论因何种原因导致票据丧失，只要出现丧失的结果，最后合法持票人即可申请公示催告。对于因胁迫、欺诈等原因丧失票据的票据合法持有人，亦可提起该程序通过除权判决维护其权利。
公示催告程序是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对维护票据权利人之权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立法中的众多模糊点，严重妨碍了相关权利之行使。对此，建议针对现行相关法律予以修改，使得权利人之权利有法可依，真正得以维护。
（全文共计4578字）
作者：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 李安南律师
联系方式：13506405345
个人网站：http://www.lzjflawyer.com/
论受贿罪的共犯
刘俊芳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
摘要：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够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作为受贿罪共犯的形式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构成受贿罪共犯是有严格界限的。
关键词：非特殊身份人员 受贿罪 共犯
Summary Nowadays ,people have fixed their eyes on the corruption. The body of ribery is special status , non-particular status can ’t consist of it . The people of on-particular status can constitute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but can ‘ t constitute the common executive offence of bribery .There have the major form in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It have strict limitation that retired national official and national official ‘s kinsfolk consist of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
Keywords non-particular status bribery accomplice
一、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2）、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过失行为不能构成。（3）、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它是身份犯。所谓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受贿罪的身份犯显然是定罪要件。它不同与其他一般主体构成的犯罪。它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
在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受贿行为。成立受贿的共犯，是毋庸质疑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的共犯，即身份犯与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只有特殊主体资格才能构成的共同犯罪，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特殊身份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1月21日《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互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在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而1997年刑法中却只保留了内外勾结的贪污罪共犯，即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补充规定》对受贿罪共犯的规定。本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应该认定无身份犯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1997年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的问题，但在刑法分则无特别规定时，应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这是总则和分则的关系所决定的。参照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和分则中关于贪污罪共犯的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仍应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除上述理由外，还有以下依据：
1、刑法具有保护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表明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共犯。2000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以上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都贯穿了这一原则。某些犯罪即使在单独犯罪中只能由特殊主体构成，但在共同犯罪时也可以由无身份犯的普通主体构成。这表明了刑法在对特殊主体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个人自由和保护社会秩序二者之间，选择了后者。[1]例如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从这一司法解释，亦可以显见刑法的价值取向：保护社会秩序。无身份的社会人员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同属贪污贿赂罪的内容。因此，在共同的价值取向下，无身份的人也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2、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的内容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定拟制。[2] 对贪污共犯的注意规定只是为了防止司法机关的误判。因为贪污罪包含了利用职务之便的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无身份犯与身份犯相勾结，伙同贪污时，无身份犯的行为也符合侵占罪、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个注意规定，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将贪污共犯认定为侵占、盗窃、诈骗等罪。刑法对受贿罪取消注意规定，是因为基本上不存在将受贿罪共犯认定为其他犯罪的问题。因而没有提醒的必要。刑法具有简洁性的要求，只会把容易产生误解的内容作出注意规定，其他情况既是省略。总不能因为受贿罪中无此注意规定，就认为无身份犯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这是对法律条文的误解。也对司法实践有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近期的司法判例如2000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的成克杰受贿案中，李平本人系香港商人，假如依第一种观点，成克杰定受贿罪，李平就定不了，显然放纵了犯罪。
3、刑法理论中混合主体共同犯罪的概念，也支持了无身份犯可以成为受贿罪共犯的观点。所谓“混合主体共同犯罪”即指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受贿罪的共犯行为就是这类犯罪。混合主体共同犯罪强调的是，虽然二人以上共同受贿罪不要求所有的共同受贿犯罪人均具有特定身份，但至少要有一人是有特殊身份，即国家工作人员。它是有身份者行为与无身份者行为的有机统一。若没有特殊身份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利用职务上便利这一行为的发展，也就不成立受贿罪。至于其他人员虽不具备特殊身份，但符合共同犯罪要件，只是由于其中一人的身份，并实施了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由此构成了受贿罪的共犯。
二、受贿罪共犯的主要形式
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互相勾结、伙同受贿，这种情况构成要件清楚，不必细述。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互相勾结、伙同受贿，是比较复杂的情况。我在此仅针对典型形式之一：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进行研究。
当前，贿赂手段越来越隐蔽。国家工作人员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许多情况下并不亲自接受财物，而是由其家属出面，收受财物。这种情况下的家属到底可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我认为，应该谨慎处理，不能一概而论。要注意到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生活，客观上帮助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财物，即使是明知的，并有接受贿赂的共同故意行为，光凭这些是不能定罪的。只有当家属是积极地参与，并且帮助的情节非常严重，[3] 才能定罪。具体表现如下：（1）、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策划，由家属传递信息、勾结关系、接纳财物、甚至事后转移赃物，毁灭罪证，掩饰罪行等。[4] 这时，家属构成了受贿罪共犯的帮助犯，是从犯，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2）、家属不时的诱导、劝说、催促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在其教唆下产生了受贿犯罪的意图，并实施了受贿行为。这里，家属构成了受贿罪共犯的教唆犯，应承当从犯的次要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家属仅有代为接受财物行为或者明知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贿赂，而与其共享等行为，是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的。否则，就扩大了打击面。恐怕一罚国家工作人员，就必罚家属。明显超出了刑法中受贿罪的惩罚目的。
注释：
[1]杨兴培、何萍：《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的共犯》，载《刑事法学》2002年第3期第75页
[2]张明楷：《非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的共犯认定》载《检察日报》2001年11月1日第3版
[3]谢甫成、牛建平《受贿罪认定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刘光显、张泗汉主编《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书目：
*刘光显、张泗汉主编《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
*于建伟主编《新编刑事法律适用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
内容摘要：由于法院对公示催告申请人之申请不作实质性审查，使得做出的除权判决成为法律上的一种拟制。该拟制往往与事实具有不一致性。故当此情况存在时，票据权利人该如何行使权力，是否可提起除权判决撤销之诉？若不可撤销，票据相关人之权利该如何维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可以起诉是何种诉讼？该以谁为被告？对此，法律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文从一则案例出发，针对案件处理中的疑惑，试图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得出结论。
关键词：公示催告 除权判决 撤销权 付款期限
民事诉讼法中的除权判决主要是指，票据权利人在票据被盗、遗失、灭失之后，依法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公告期间，若无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被驳回，待公告期满后，依据申请人的申请，法院作出确认该票据无效判决，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设立除权判决的初衷，是因为依据票据的文义性特点，票据与其上权利不可分割，持票人一旦失去票据即丧失票据上之权利。票据自出现以后，实践中经常会发生合法持票人之票据被盗、遗失、灭失等导致票据权利丧失情况。若任由该现象存在，一方面，会使真正票据权利人合法利益受损，另一方面，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该票据的持票人亦可凭此票据获得不正当利益，如此，将会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危害交易安全。基于以上目的，立法上设立了公示催告程序，作为对意外情况之矫正。该程序设立初期，着实解决了实务界的一大难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票据使用越来越频繁，票据问题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现有规定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票据纠纷需求，甚至限制着票据权利人之权利行使。
由于法院对公示催告申请人之申请不作实质性审查，故除权判决的作出仅系法院推定之结果。而这种推定结果，往往与事实不符。现实中，公示催告往往成为犯罪分子事先违法犯罪目的的手段。如，公示催告申请人先通过合法交易手段从出票人手中取得其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之后与他方发生交易并以之作为付款方式，待他方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后，其即在票据到期日前以票据被盗或者遗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要求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因为法院对该申请仅作形式审查，不可能知晓该票据已被转让之事实，而且，囿于法院公告的地域局限性及较短的公告期，真正的权利人往往无法得知该公示催告程序的存在而无法及时申报权利。待汇票到期日后，真正汇票权利人请求付款人付款时，却发现付款人早已依据该除权判决向公示催告申请人付款且其已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所以，在现有法律制度之下，仍需对公示催告程序及除权判决的作出进行规范。笔者针对日前代理的一宗票据纠纷案件进行初步分析，以期能对该程序的完善尽到绵薄之力。
案情回放：
2009年6月30日，A公司委托银行开出一张编号为DB/0531886，到期日为2009年12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为B公司，付款行为C银行。该汇票可背书转让。此后，该汇票经B公司转让至D公司再至E公司最终由F公司持有，以上背书连续。F公司持有该汇票后即至G银行办理票据贴现，汇票背书人一栏加盖F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鉴，被背书人一栏空白。后该汇票被G银行工作人员遗失并被H公司拾得。
G银行于2009年9月22日向I地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并于当日向C银行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公告期自2009年9月28日至2009年11月29日，公告期间，无相关权利人申报权利，2009年11月30日，I法院根据G银行申请做出（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于当日公告，宣告DB/0531886号汇票无效。 G银行于2009年12月10日凭此判决向C银行提示付款。
与此同时，H公司拾得该票据后，即于空白被背书人栏内签具本单位名称，并于2009年9月21日背书转让于J公司。9月23日J公司将票据寄往C银行提示承兑。10月11日，得知该汇票因涉他案已于9月24日被C银行住所地公安机关扣留。2010年4月28日，J公司向C银行发出付款请求但被C银行以已依据（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向G银行付款为由予以拒绝。随即 ，2011年3月10日J公司向I法院以G银行为对汇票背书非票据合法持票人，无权申请公示催告为由起诉，要求撤销（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且要求所有票据相关人向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 本案中出现的问题
（一）G银行是否有权申请公示催告
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又，《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也即，受让汇票虽未经背书，但有证据证明权利归属亦为合法持票人。
2、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四十九条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故，涉案的汇票，已经G银行贴现取得，遗失之前为该行合法占有。即，I公司现持有的汇票系H公司通过非法途径取得。G银行符合《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情形，属于票据丧失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有人，故其对遗失的涉案汇票申请公示催告合法有据，法院判决结果真实有效。
（二）涉案除权判决是否可以撤销
1、本案除权判决不可撤销，原因如下。
（1）申请撤销除权判决缺乏法律依据。依据如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
该条只是程序规定，从该条文的字面理解并不能得出可以提起撤销除权判决的结论。依笔者对立法者立法技术之信任，认为若是立法者认同可以通过撤销除权判决实现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予以救济的话，即应在《民事诉讼法》公示催告程序中作出直接规定，而立法者并未作此规定。
（2）另外，在《票据法》等相关实体法中亦无除权判决可以撤销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票据纠纷一节中也未规定撤销除权判决之案由。
（3）撤销生效的民事判决一般通过再审程序，而依《民诉意见》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按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如此，该除权判决根本不存在被撤销的可能。
（三）J公司起诉有无合法依据
1、J公司未能申报权利没有正当理由。本案中，G银行于2009年9月22日向I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期间从2009年9月28日至2009年11月29日，法院判决公告日为2009年11月30日。
2、如J公司所述，上述期间内，其于2009年9月23日将汇票等寄往C银行，后于2009年10月11日得知该汇票已于9月24日被C银行住所地公安机关扣留。在其得知该事实后，按照常理分析，面对巨额款项受损，其应当积极主动了解汇票被扣留的原因，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公示催告程序的存在。故，有极大理由相信，J公司此时已得知该公示催告的事实，同时，对于除权判决的公告其亦应是明知。其怠于申报权利的行为系对其票据权利的放弃。
综上，因J公司在公告期间未申报票据权利不具有正当理由，故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于2011年3月10日提起的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理应予以驳回。
二、公示催告程序理论探讨
（一）除权判决之撤销可能
除权判决的作出，仅系依据公示催告申请人所述及公告期内无人申报权利之情况推论而来。现实中这种法律上的拟制，往往与事实不符，也即，真正的票据权利人极有可能因正当事由未能在公告期及时申报权利，就产生了如何恢复利害关系人的票据权利，为其提供法律救济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依上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利害关系人自知道或应该知道之日起一年内可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但可提起的是何种诉讼？以谁为被告？实践中，撤销生效判决往往通过再审程序来进行，但是依《民诉意见》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此类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在此情况下，若非赋予撤销权，则真正权利人至利益该无从得以维护？理论界观点认为，应当赋予利害关系人撤销除权判决之权利。
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存在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法律规定。例如德国法中规定除权判决具有诸如公示催告未予公告或未按法定的方式公告、未遵守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判决中未对已申报的权利予以考虑、作出判决的法官依法未回避及具备根据犯罪行为提起回复原状之诉的要件等情形时，可以申请人为被告，提起撤销之诉。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伪造变造证据；以其他诉讼参与人虚伪陈述作为判决的证据的等情形存在时，相关权利人可以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这些有关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公示催告程序中利害关系人之救济程序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故，我国法律可对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予以借鉴，规定利害关系人可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并且扩大可作为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法定事由。
（二）除权判决后付款时间问题
本文案例中，涉案汇票到期日为2009年12月30日，公示催告程序公告期间为9月28日至11月29日，I法院于公告期满依G银行申请做出（2009）*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于11月30日公告。G银行于2009年12月10日即持该判决要求C银行付款。
如此，即出现一个问题。此时汇票尚未到付款日，但依公告后的除权判决，付款人C银行却有义务应G银行的请求付款，更不能以票据尚未到期为由予以抗辩。该种推定的权利大于本来自有的权利的情况对付款人而言极为不公。其被迫提前付款，无端损失了利息，相反除权判决申请人等于变相取得不当得利。法律亦未明确付款人对此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故，针对本条款，笔者建议对其区分情况予以修改为：“公告之日，票据已届付款期，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未到付款期，于到期日方可请求支付。”
（三）公示催告申请条件之扩大
1、《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但是现实中，于被盗、遗失、灭失之外票据丧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因受欺诈、胁迫而将票据交与他人，对此是否符合申请公示催告的条件，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有人主张，在票据权利人受欺诈将票据交付他人时，没有违反票据权利人的意思，不构成票据丧失，不能申请公示催告；如系胁迫而交付票据，因明显违反权利人之意思，应当构成票据丧失，票据权利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笔者认为，法律设立该程序的目的即是为了对合法持票人非正常丧失的票据予以最大的救济，若只因法律未明确列明此等原因即将该情况排除在外，则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目标之实现，亦会降低法律的公信力。
2、而且，依据《规定》第二十六条，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也即，该《规定》将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程序的前提条件限定为“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并未按照原因区分可以适用公示催告程序的票据丧失的不同类型。
故而，不论因何种原因导致票据丧失，只要出现丧失的结果，最后合法持票人即可申请公示催告。对于因胁迫、欺诈等原因丧失票据的票据合法持有人，亦可提起该程序通过除权判决维护其权利。
公示催告程序是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对维护票据权利人之权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立法中的众多模糊点，严重妨碍了相关权利之行使。对此，建议针对现行相关法律予以修改，使得权利人之权利有法可依，真正得以维护。
（全文共计4578字）
作者：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 李安南律师
联系方式：1350640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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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贿罪的共犯
刘俊芳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
摘要：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够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作为受贿罪共犯的形式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构成受贿罪共犯是有严格界限的。
关键词：非特殊身份人员 受贿罪 共犯
Summary Nowadays ,people have fixed their eyes on the corruption. The body of ribery is special status , non-particular status can ’t consist of it . The people of on-particular status can constitute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but can ‘ t constitute the common executive offence of bribery .There have the major form in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It have strict limitation that retired national official and national official ‘s kinsfolk consist of the accomplice of bribery .
Keywords non-particular status bribery accomplice
一、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2）、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过失行为不能构成。（3）、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它是身份犯。所谓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受贿罪的身份犯显然是定罪要件。它不同与其他一般主体构成的犯罪。它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
在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受贿行为。成立受贿的共犯，是毋庸质疑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的共犯，即身份犯与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只有特殊主体资格才能构成的共同犯罪，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特殊身份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1月21日《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互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在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而1997年刑法中却只保留了内外勾结的贪污罪共犯，即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补充规定》对受贿罪共犯的规定。本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应该认定无身份犯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1997年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无身份犯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的问题，但在刑法分则无特别规定时，应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这是总则和分则的关系所决定的。参照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和分则中关于贪污罪共犯的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仍应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除上述理由外，还有以下依据：
1、刑法具有保护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表明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共犯。2000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以上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都贯穿了这一原则。某些犯罪即使在单独犯罪中只能由特殊主体构成，但在共同犯罪时也可以由无身份犯的普通主体构成。这表明了刑法在对特殊主体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个人自由和保护社会秩序二者之间，选择了后者。[1]例如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从这一司法解释，亦可以显见刑法的价值取向：保护社会秩序。无身份的社会人员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同属贪污贿赂罪的内容。因此，在共同的价值取向下，无身份的人也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2、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的内容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定拟制。[2] 对贪污共犯的注意规定只是为了防止司法机关的误判。因为贪污罪包含了利用职务之便的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无身份犯与身份犯相勾结，伙同贪污时，无身份犯的行为也符合侵占罪、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个注意规定，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将贪污共犯认定为侵占、盗窃、诈骗等罪。刑法对受贿罪取消注意规定，是因为基本上不存在将受贿罪共犯认定为其他犯罪的问题。因而没有提醒的必要。刑法具有简洁性的要求，只会把容易产生误解的内容作出注意规定，其他情况既是省略。总不能因为受贿罪中无此注意规定，就认为无身份犯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这是对法律条文的误解。也对司法实践有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近期的司法判例如2000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的成克杰受贿案中，李平本人系香港商人，假如依第一种观点，成克杰定受贿罪，李平就定不了，显然放纵了犯罪。
3、刑法理论中混合主体共同犯罪的概念，也支持了无身份犯可以成为受贿罪共犯的观点。所谓“混合主体共同犯罪”即指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受贿罪的共犯行为就是这类犯罪。混合主体共同犯罪强调的是，虽然二人以上共同受贿罪不要求所有的共同受贿犯罪人均具有特定身份，但至少要有一人是有特殊身份，即国家工作人员。它是有身份者行为与无身份者行为的有机统一。若没有特殊身份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利用职务上便利这一行为的发展，也就不成立受贿罪。至于其他人员虽不具备特殊身份，但符合共同犯罪要件，只是由于其中一人的身份，并实施了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由此构成了受贿罪的共犯。
二、受贿罪共犯的主要形式
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互相勾结、伙同受贿，这种情况构成要件清楚，不必细述。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互相勾结、伙同受贿，是比较复杂的情况。我在此仅针对典型形式之一：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进行研究。
当前，贿赂手段越来越隐蔽。国家工作人员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许多情况下并不亲自接受财物，而是由其家属出面，收受财物。这种情况下的家属到底可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我认为，应该谨慎处理，不能一概而论。要注意到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生活，客观上帮助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财物，即使是明知的，并有接受贿赂的共同故意行为，光凭这些是不能定罪的。只有当家属是积极地参与，并且帮助的情节非常严重，[3] 才能定罪。具体表现如下：（1）、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策划，由家属传递信息、勾结关系、接纳财物、甚至事后转移赃物，毁灭罪证，掩饰罪行等。[4] 这时，家属构成了受贿罪共犯的帮助犯，是从犯，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2）、家属不时的诱导、劝说、催促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在其教唆下产生了受贿犯罪的意图，并实施了受贿行为。这里，家属构成了受贿罪共犯的教唆犯，应承当从犯的次要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家属仅有代为接受财物行为或者明知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贿赂，而与其共享等行为，是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的。否则，就扩大了打击面。恐怕一罚国家工作人员，就必罚家属。明显超出了刑法中受贿罪的惩罚目的。
注释：
[1]杨兴培、何萍：《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的共犯》，载《刑事法学》2002年第3期第75页
[2]张明楷：《非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的共犯认定》载《检察日报》2001年11月1日第3版
[3]谢甫成、牛建平《受贿罪认定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刘光显、张泗汉主编《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书目：
*刘光显、张泗汉主编《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
*于建伟主编《新编刑事法律适用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