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泰安市市级公费医疗管理和改革试行办法》修改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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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泰安市市级公费医疗管理和改革试行办法》修改意见的通知
泰政办发（1995）19号关于对《泰安市市级公费医疗管理和改革试行办法》修改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完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管理办法，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对《泰安市市级公费医职管理和改革试行办法》（泰政发[1994]48号文）作出如下修改意见：
一、将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修改为：市财政对享受公费医疗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中每年每人按260元确定列入预算。其中，按年人均160元定额包给享受公费医疗的单位管理使用；其余年人均100元由市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统筹安排使用，每半年集体研究一次，重点有于重大疑难病症和突发情况的开支补助。
二、将第十一条修改为：扩大定点医疗单位。在泰城范围内，除各类疗养院、厂企医院、乡镇（办事处）卫生院、个体私营医院外，各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区属以上医院作为本单位职工就医的定点医院（专科疾病可直接到专科医院就诊），并报公费办备案。
定点医院由市公费医疗办公室确认公布。
急诊病人，泰城以内的可就近到公费确认的定点医院就医，凭急诊证明报销。回原籍的离退休人员、因公出差或探亲病患者，可在乡镇以上医院就诊。
住外地的市直机关单位，可就近自选乡镇以上医院就医。
三、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定点医院要成立由分管院长任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参加的公费医陪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或公费医疗管理科，配备1-3人的专职管理人员（名单报市公费办备案），具体负责公费医疗管理的各项工作。
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医疗管理规定，做到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提高服务质量。违反规定者，视情给予取消定点资格的处分。
以上修改意见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其他管理仍按泰政发[1994]48号文《泰安市市级公费医疗管理和改革试行办法》的规定执行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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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被诉问题背后的思考（二）
高军
近年来，国内高校频繁地被学生起诉，在这些案件中，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两案较为典型，这两个案件亦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法学界极大的兴趣，法学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校被学生提起行政诉讼，除了暴露出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外，还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学理论的薄弱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透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所暴露的法律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和探讨的余地。
一、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对高校的法律性质的定性问题。众所周知，公办高等院校属事业单位，但对于民办高校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权威统一的解释。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对民办高等教育方面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却基本上都付阙如。除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及民政部、教育部于2001年联合发布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工作的意见》两部从条文到所包含的内容上均十分有限的规范性文件外，民办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按照《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规定，民办高等院校被命名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产生的程序与公办高等院校完全不一样，而且其注册机构是作为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的民政部门，因此，对民办高校的性质，定性为社会团体较为妥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办学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调整，那么民办高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应由什么法律来调整呢？其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劳动法》或《合同法》？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合同法》？
其次，在诸问题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民办高校既然属于教育机构就应负起教书育人的义务，就要对学生进行管理。但是，其制订对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参照对公办高等院校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民办高校有没有权处分学生？其处分学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其有权对学生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是否必须返还学生所交纳的部分或全部学费？……
二、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与滞后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包括申诉的机构、申诉的时效以及有关机构答复的期限、对申诉答复不服的，被处分的学生应当如何救济等种种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故刘燕文自96年权利被侵犯时起，三年来一直向北大及国家教委申诉，但从北大得到的答复却总是“无可奉告”或“研究一下”即无下文。
对于受处分的学生能否向法院起诉以请求司法救济的问题，目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对此，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样。如刘燕文在1997年就曾向法院起诉过，但法院以“尚无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99年7月他因受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胜诉的鼓舞第二次起诉时，海淀区法院才以行政诉讼纠纷立案。
对受处分的学生向法院起诉法院是否立案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的法院决定立案，有的法院决定不予立案的分歧一方面使得国家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不予立案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救济，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设立的宗旨及法治社会中法院应当发挥的功能。该问题的出现，缘于法律条文的缺失以及对学校处分学生的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解。因为如果将其理解为行政处罚，那么受处分的学校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来救济，但是问题是高等院校并不是行政机关，并没有行政处罚权。而如果将学生处分学生的行为理解为内部管理的处分行为，那么，被处分的学生不能提起诉讼，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但是，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严重的可以将学生勒令退学或开除，如此严厉的处分使学生的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被剥夺，而且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的处分须必记入学生档案并不得撤销前科，被处分的学生将背一辈子黑锅，“一日有罪，终身有罪”。因此，在对待学生被处分，尤其是被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问题上，被处分学生如诉诸司法，虽然目前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但从法理上讲，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在高等教育方面，法律的滞后与缺位相比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例如，现在我国高考已取消了对考生年龄、婚姻状况的限制，但是在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却仍然对考生有年龄的限制，而且对本专科生仍然禁止在校期间结婚等。我国的《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分别于1995年与1999年施行，其与时代脱节之处并不多，但由于这两部法律规定得都比较原则、笼统和抽象，在高校管理及司法实践中较少有实用性。但对于与高校管理及与高校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的《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却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它们之中自实施之日起至今最长的有21年，最短的也有12年。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尤其是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当初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期由“政府推进型”立法所产生的法规本身就笼统、粗糙，加之近些年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急骤改变，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形势，这些法规在新形势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例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在高校管理中，对于学生偷食禁果者的处分一般都套用该规定而对其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但是，对于偷食禁果的学生是否属于“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在今天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已堂而皇之设置在一些大学校园内的“新形势下”，是否能继续延用以前的思维值得进一步思考。
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规章滞后于时代要求的问题并正着手予以解决。日前在南京召开的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综合处一位负责人在会上透露，现行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是1995年颁布的，已落后于高校扩招的新形势，会议决定修改并加以完善，修改后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将有较大的放宽，突出了以人为本思想，适当放宽研究生学籍、在校时间，允许婚后有子女的研究生把孩子带大，再重新回校攻读学位等。
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及刘燕文诉北大案两案一审判决的创新。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判决的创新之处在于对该案以行政诉讼纠纷而立案的理由的阐述上。海淀区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不具有行政机关资格，但法律赋予它们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所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读到此处，不禁击节叫好，此段文字是目前我国法官在判决中对法院的功能和对行政诉讼法有关条文所作的最精彩的法理解释！
但是，有人却对法官以上的解释颇有微词并从学理上予以反驳。但是，问题是，如果法院不以行政诉讼案件立案，能以民事诉讼案件立案吗？如果法院不立案，田永被侵犯的合法权利如何才能得到救济？难道要等到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后才予以立案吗？而启动制订法律或修改法律的程序是那么容易的吗？如果让田永等下去，等到有关的法律出台后再起诉，到时候法院才予以立案，但最终判决的结果会不会像刘燕文诉北大案那样最终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被驳回诉讼请求呢？如果不立案，法院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法院的功能，棚濑孝雄认为，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纠纷的解决。卢埃林则更进一步指出，解决争端是法院最为重要的职能，在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所谓的政治问题（如外交、国家安全、战争权力等），几乎所有的纠纷都可以诉诸法院。因此，从定纷止争、解决争端的角度出发，法院不应对田永的司法救济请求置之不理。如果法院对田永的权利被侵犯以如对刘燕文第一次起诉北大时因“没有法律规定”而不予立案，难道田永只能向隅而泣或采取私力救济吗？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定纷争止的功能体现在何处呢？人们又为什么需要法院和怎么能信任司法制度呢？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正是受田永案法院受理并胜诉的鼓舞，刘燕文才于99年7月第二次向法院起诉并被法院受理。从中我们这难道不能看出司法实践在进步吗？
刘燕文诉北大案一审判决中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法官对法律所作的灵巧和智慧的解释。可能是法官也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行对内行论文进行实质审查的制度的荒谬与不合理，故在对《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的“毕业论文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须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方授予学位的规定的理解上，法院判决采纳了刘燕文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即将“经全体成员过半数”理解为“批准的决定应当经过半数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同样，不批准的决定应当过半数的反对票才能通过。”因刘的论文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评委中6票赞成，3票弃权，7票反对，不批准的决定并未超过半数，故判决撤销北大作出的不颁发刘燕文学位的决定，责令北大组织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对刘的论文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颁发其学位。从这里，我读到了英美法系国家如霍姆斯、卡多佐、丹宁等大法官们的“金子般的心”！笔者认为，虽然其解释与将“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理解为“只有超过半数的成员赞成才能授予学位，没有超过的就不授予”的惯常解释截然不同，但审理该案的法官正确地理解并精确地把握了法律的精神。因为法律是死的，只有司法实践之树才是常青的，在对待一些按照“正常的理解”会侵犯到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模糊的法律规定的理解问题上，作为以“活的法律”而著称的法官完全可以而且完全有责任对之作出“非正常”的解释，以使个案纠纷的解决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官的以上解释表示了不满甚至愤怒，并从“理论上”予以了细致的阐述。但笔者坚持认为，司法实践需要法官的学识和智慧，需要法官的积极开拓与创新，而不能冥顽不化地抱着我们属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法官只有被动地适用法律的义务，而无创造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利的教条不放。至于有人认为了开了法官“自由解释”法律的先河后，由于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如果纷纷效仿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笔者认为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我国，法官审理案件并不需要遵循先例，而且一审判决错误还有二审可以纠正。更何况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与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正在逐渐的提高。如果总是抱着因为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低，因而他们不能也没有能力去创新的看法，实际上是将法官的作用仅仅当成了“自动售货机”或电脑，我们只能说这是对我国法官的一种污辱。
事实上，正如“理论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北大还是上诉了，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是最巧妙的中国式的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判决根本不涉及任何是非曲折的问题，是非曲折问题永远地留给了法学家们去探讨。一切都结束了，捍卫权威和传统的人们最终如愿以偿了。
笔者始终坚信：任何理论，不管它是如何的先进，如何的美妙，如果一旦论为教条，其结果只能是使人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最终使人困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如果没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巧妙地解释，美国可能就不会诞生违宪审查制度；如果没有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对宪法所作的灵活的解释，美国历史上的多次宪法危机可能就无法化解，最终的结果可能要么是危机演化成动乱或革命，要么是美国宪法被一次次地废除或修改。无论是从“理论上”论述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一审判决的“不合法”、“不合理”或法官的“越权”是多么的严密，无论论述者的学术水平有多高，我只能援引北大的一位毕业生余杰在《火与冰》中的一句话：“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话虽俗了点，但道理却确是这样的。
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卢茂秋、付连良
在办理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中，常常碰到需要正确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主观要件的情况。什么是非法占有？哪些情况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解释，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笔者浅谈自己的看法。
一、“非法占有”的刑法含义
认定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笔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采取某种被认为是犯罪手段，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非法取得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物，并将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事实状态。其含义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1、取得和占有财物行为的非法性。非法占有的前提条件是行为非法。一是取得财物的行为非法，为法律所禁止，二是占有财物的行为非法，没有合法的依据。
2、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实际控制性。非法占有的本质特征是占有，也就是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主要体现为对财物的直接掌握与管理。这种掌握与管理必须是直接的、现实的，而不是间接的、想象的。当然，在研究实际占有性的时候，也有一种行为人企图非法占有，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实际占有，或者行为人自动中止了自己的行为，不再实施实际占有行为的情况，也是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
3、对财物所有权的全面侵犯性。刑法中的非法占有与民法中的非法占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就民法的角度而言，非法占有是指非所有人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对财物的占有，这是针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权而言的，而且有善意的非法占有和恶意的非法占有之分。只有当占有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对财物的占有属于非法的情形下，法律才不予确认和保护。而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是指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全面侵犯。行为人希望获得不属于自己所有财产的占有权，而且意在行使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正因如此，刑法中的非法占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才比民法中非法占有严重得多，才需要运用刑罚手段来加以调整和预防。比如，拾得他人的遗忘物，是一种非法占有行为，但在处置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主动交还失主或者交公，一种是既不退还失主又不交公，甚至在司法部门责令返还时仍然拒不交出，而将其留为己用、收益和处分。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人才具备了刑法中所指的将他人遗忘物非法占为已有拒不交出的法定情节，构成犯罪，才以侵占罪处罚。
4、非法占有财产目的的明确性。侵犯财产类犯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这是刑法所明确规定的，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不能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占有。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不是出于贪利性动机而实施了财产型犯罪行为的情况。比如，因追索债款不成而盗窃债务人财物的，因对单位领导不满而盗窃本单位财物泄愤所得的，等等。尽管犯罪动机不同，但行为的实质还是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私财产非法占为已有，目的还是明确的。
5、非法占有财物行为应受刑罚惩罚性。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并不一定都是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只有当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数额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标准时，才能对行为人处以相应的刑罚。
二、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必须查明的客观情形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企图通过实施某种犯罪行为，达到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私财产转归自己所有的目的。这种心理状态对于行为人来说是主观的，而对办案人员来说，则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被认识的。
1、查明行为人实施非法占有行为的动机和背景。犯罪动机是推动或者引起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与犯罪目的有着紧密的联系。犯罪动机作为一种思想因素，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外界的其他事物，也就是行为不端的背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因果性。所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就必须查明其行为的动机和背景。比如，有的行为人为了更新设备，却以流动资金的名义申请货款。这种行为在方式上非法的，但动机只是为了解决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迫使需要。主观上想归还贷款，客观上又已经按期归还，或者虽未到期归还但确实具有按期归还的能力，银行资金的所有权不存在任何风险，就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还有的行为人在取得贷款时使用了欺骗手段，贷款也无力偿还，但原因却很复杂。
2、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情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只有在实施了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行为之后，才能明显地表露出来，得到证实。尤其是在犯罪分子不愿暴露自己的犯罪目的，或者侦查行为不当，导致行为人作出违心供述的情况下，查明行为人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情节，对于正确判断和认定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手段。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通过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方法表现出来的。根据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刑法分则条文中没有明确表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采取相应的犯罪方法，实施了具体的犯罪行为，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应当认定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构成犯罪的情况。如以秘密窃取方法占有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构成盗窃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抢走公私财物构成抢劫罪等等。比如，某男与某女在一路上相遇，应某女相邀，某男与其一起逛街，至傍晚，返还至某男住处，一起做饭，后趁某女上厕所之机，某男摆上饭菜，倒了两杯酒，在一杯酒中放入安眠药，某女归来后，某男骗某女喝下放入安眠药的酒，致某女昏迷，此后，某男先与某女发生了性关系，后又见某女脱下的衣袋中有1000元钱，便取钱后逃离。本案中，某男利用麻醉的手段，致某女昏迷，后趁机劫财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劫罪中的“非法占有”故意。二是必须采取刑法分则条文中列举的犯罪方法，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才能被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构成犯罪的情况。三是刑法分则条文虽然规定了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但没有详细列举非法占有的具体方法，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的情况。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罪，必须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方面要件。然而，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混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只能从犯罪方法上进行分析。以高收益为诱饵，捏造事实，编造谎言，诱骗公众进行投资，或者以“共同投资”的名义骗取他人钱财的，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而利用人们的获利心理和金融知识比较贫乏的弱点，以高利息相引诱，骗取群众存款后高利转贷牟取暴利的，虽然也采取了欺骗的方法，但没有非法占有群众存款的目的，就只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4、查明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清晰地表明了行为人对已经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主观心态，由此可以判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从而明确地区分行为人的行为是属于民法调整的非法占有范畴，还是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犯罪行为。比如，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是，实践中还存在着行为人并没有逃匿而收受的货物、货款等已被处置又无力履行合同，即所谓的“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现象。这时就必须查明货物、货款的去路，即行为人对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对构成犯罪者给予坚决打击，保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三、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分析方法
查明上述相关的客观情形以后，还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在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上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案情，可以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
一是对照法。即根据案件的具体性质，对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要实施了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的行为的，都应当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聚众哄抢罪、合同诈骗罪等。
二是推理法。即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材料，按照非法占有的几个方面特征逐一分析后加以综合，从而推导出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正确结论。
三是反驳法。即在行为人拒不承认自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以所查证属实的事实材料为论据，对行为人的辩解逐一进行反驳，能够证实其辩解不能成立，而行为确实符合非法占有的全部特征的，即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高军
近年来，国内高校频繁地被学生起诉，在这些案件中，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两案较为典型，这两个案件亦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法学界极大的兴趣，法学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校被学生提起行政诉讼，除了暴露出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外，还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学理论的薄弱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透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所暴露的法律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和探讨的余地。
一、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对高校的法律性质的定性问题。众所周知，公办高等院校属事业单位，但对于民办高校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权威统一的解释。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对民办高等教育方面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却基本上都付阙如。除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及民政部、教育部于2001年联合发布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工作的意见》两部从条文到所包含的内容上均十分有限的规范性文件外，民办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按照《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规定，民办高等院校被命名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产生的程序与公办高等院校完全不一样，而且其注册机构是作为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的民政部门，因此，对民办高校的性质，定性为社会团体较为妥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办学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调整，那么民办高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应由什么法律来调整呢？其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劳动法》或《合同法》？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合同法》？
其次，在诸问题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民办高校既然属于教育机构就应负起教书育人的义务，就要对学生进行管理。但是，其制订对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参照对公办高等院校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民办高校有没有权处分学生？其处分学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其有权对学生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是否必须返还学生所交纳的部分或全部学费？……
二、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与滞后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包括申诉的机构、申诉的时效以及有关机构答复的期限、对申诉答复不服的，被处分的学生应当如何救济等种种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故刘燕文自96年权利被侵犯时起，三年来一直向北大及国家教委申诉，但从北大得到的答复却总是“无可奉告”或“研究一下”即无下文。
对于受处分的学生能否向法院起诉以请求司法救济的问题，目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对此，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样。如刘燕文在1997年就曾向法院起诉过，但法院以“尚无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99年7月他因受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胜诉的鼓舞第二次起诉时，海淀区法院才以行政诉讼纠纷立案。
对受处分的学生向法院起诉法院是否立案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的法院决定立案，有的法院决定不予立案的分歧一方面使得国家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不予立案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救济，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设立的宗旨及法治社会中法院应当发挥的功能。该问题的出现，缘于法律条文的缺失以及对学校处分学生的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解。因为如果将其理解为行政处罚，那么受处分的学校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来救济，但是问题是高等院校并不是行政机关，并没有行政处罚权。而如果将学生处分学生的行为理解为内部管理的处分行为，那么，被处分的学生不能提起诉讼，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但是，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严重的可以将学生勒令退学或开除，如此严厉的处分使学生的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被剥夺，而且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的处分须必记入学生档案并不得撤销前科，被处分的学生将背一辈子黑锅，“一日有罪，终身有罪”。因此，在对待学生被处分，尤其是被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问题上，被处分学生如诉诸司法，虽然目前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但从法理上讲，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在高等教育方面，法律的滞后与缺位相比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例如，现在我国高考已取消了对考生年龄、婚姻状况的限制，但是在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却仍然对考生有年龄的限制，而且对本专科生仍然禁止在校期间结婚等。我国的《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分别于1995年与1999年施行，其与时代脱节之处并不多，但由于这两部法律规定得都比较原则、笼统和抽象，在高校管理及司法实践中较少有实用性。但对于与高校管理及与高校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的《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却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它们之中自实施之日起至今最长的有21年，最短的也有12年。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尤其是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当初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期由“政府推进型”立法所产生的法规本身就笼统、粗糙，加之近些年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急骤改变，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形势，这些法规在新形势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例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在高校管理中，对于学生偷食禁果者的处分一般都套用该规定而对其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但是，对于偷食禁果的学生是否属于“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在今天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已堂而皇之设置在一些大学校园内的“新形势下”，是否能继续延用以前的思维值得进一步思考。
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规章滞后于时代要求的问题并正着手予以解决。日前在南京召开的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综合处一位负责人在会上透露，现行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是1995年颁布的，已落后于高校扩招的新形势，会议决定修改并加以完善，修改后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将有较大的放宽，突出了以人为本思想，适当放宽研究生学籍、在校时间，允许婚后有子女的研究生把孩子带大，再重新回校攻读学位等。
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及刘燕文诉北大案两案一审判决的创新。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判决的创新之处在于对该案以行政诉讼纠纷而立案的理由的阐述上。海淀区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不具有行政机关资格，但法律赋予它们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所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读到此处，不禁击节叫好，此段文字是目前我国法官在判决中对法院的功能和对行政诉讼法有关条文所作的最精彩的法理解释！
但是，有人却对法官以上的解释颇有微词并从学理上予以反驳。但是，问题是，如果法院不以行政诉讼案件立案，能以民事诉讼案件立案吗？如果法院不立案，田永被侵犯的合法权利如何才能得到救济？难道要等到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后才予以立案吗？而启动制订法律或修改法律的程序是那么容易的吗？如果让田永等下去，等到有关的法律出台后再起诉，到时候法院才予以立案，但最终判决的结果会不会像刘燕文诉北大案那样最终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被驳回诉讼请求呢？如果不立案，法院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法院的功能，棚濑孝雄认为，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纠纷的解决。卢埃林则更进一步指出，解决争端是法院最为重要的职能，在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所谓的政治问题（如外交、国家安全、战争权力等），几乎所有的纠纷都可以诉诸法院。因此，从定纷止争、解决争端的角度出发，法院不应对田永的司法救济请求置之不理。如果法院对田永的权利被侵犯以如对刘燕文第一次起诉北大时因“没有法律规定”而不予立案，难道田永只能向隅而泣或采取私力救济吗？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定纷争止的功能体现在何处呢？人们又为什么需要法院和怎么能信任司法制度呢？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正是受田永案法院受理并胜诉的鼓舞，刘燕文才于99年7月第二次向法院起诉并被法院受理。从中我们这难道不能看出司法实践在进步吗？
刘燕文诉北大案一审判决中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法官对法律所作的灵巧和智慧的解释。可能是法官也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行对内行论文进行实质审查的制度的荒谬与不合理，故在对《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的“毕业论文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须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方授予学位的规定的理解上，法院判决采纳了刘燕文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即将“经全体成员过半数”理解为“批准的决定应当经过半数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同样，不批准的决定应当过半数的反对票才能通过。”因刘的论文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评委中6票赞成，3票弃权，7票反对，不批准的决定并未超过半数，故判决撤销北大作出的不颁发刘燕文学位的决定，责令北大组织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对刘的论文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颁发其学位。从这里，我读到了英美法系国家如霍姆斯、卡多佐、丹宁等大法官们的“金子般的心”！笔者认为，虽然其解释与将“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理解为“只有超过半数的成员赞成才能授予学位，没有超过的就不授予”的惯常解释截然不同，但审理该案的法官正确地理解并精确地把握了法律的精神。因为法律是死的，只有司法实践之树才是常青的，在对待一些按照“正常的理解”会侵犯到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模糊的法律规定的理解问题上，作为以“活的法律”而著称的法官完全可以而且完全有责任对之作出“非正常”的解释，以使个案纠纷的解决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官的以上解释表示了不满甚至愤怒，并从“理论上”予以了细致的阐述。但笔者坚持认为，司法实践需要法官的学识和智慧，需要法官的积极开拓与创新，而不能冥顽不化地抱着我们属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法官只有被动地适用法律的义务，而无创造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利的教条不放。至于有人认为了开了法官“自由解释”法律的先河后，由于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如果纷纷效仿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笔者认为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我国，法官审理案件并不需要遵循先例，而且一审判决错误还有二审可以纠正。更何况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与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正在逐渐的提高。如果总是抱着因为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低，因而他们不能也没有能力去创新的看法，实际上是将法官的作用仅仅当成了“自动售货机”或电脑，我们只能说这是对我国法官的一种污辱。
事实上，正如“理论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北大还是上诉了，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是最巧妙的中国式的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判决根本不涉及任何是非曲折的问题，是非曲折问题永远地留给了法学家们去探讨。一切都结束了，捍卫权威和传统的人们最终如愿以偿了。
笔者始终坚信：任何理论，不管它是如何的先进，如何的美妙，如果一旦论为教条，其结果只能是使人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最终使人困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如果没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巧妙地解释，美国可能就不会诞生违宪审查制度；如果没有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对宪法所作的灵活的解释，美国历史上的多次宪法危机可能就无法化解，最终的结果可能要么是危机演化成动乱或革命，要么是美国宪法被一次次地废除或修改。无论是从“理论上”论述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一审判决的“不合法”、“不合理”或法官的“越权”是多么的严密，无论论述者的学术水平有多高，我只能援引北大的一位毕业生余杰在《火与冰》中的一句话：“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话虽俗了点，但道理却确是这样的。
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卢茂秋、付连良
在办理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中，常常碰到需要正确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主观要件的情况。什么是非法占有？哪些情况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解释，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笔者浅谈自己的看法。
一、“非法占有”的刑法含义
认定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笔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采取某种被认为是犯罪手段，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非法取得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物，并将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事实状态。其含义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1、取得和占有财物行为的非法性。非法占有的前提条件是行为非法。一是取得财物的行为非法，为法律所禁止，二是占有财物的行为非法，没有合法的依据。
2、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实际控制性。非法占有的本质特征是占有，也就是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主要体现为对财物的直接掌握与管理。这种掌握与管理必须是直接的、现实的，而不是间接的、想象的。当然，在研究实际占有性的时候，也有一种行为人企图非法占有，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实际占有，或者行为人自动中止了自己的行为，不再实施实际占有行为的情况，也是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
3、对财物所有权的全面侵犯性。刑法中的非法占有与民法中的非法占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就民法的角度而言，非法占有是指非所有人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对财物的占有，这是针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权而言的，而且有善意的非法占有和恶意的非法占有之分。只有当占有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对财物的占有属于非法的情形下，法律才不予确认和保护。而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是指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全面侵犯。行为人希望获得不属于自己所有财产的占有权，而且意在行使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正因如此，刑法中的非法占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才比民法中非法占有严重得多，才需要运用刑罚手段来加以调整和预防。比如，拾得他人的遗忘物，是一种非法占有行为，但在处置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主动交还失主或者交公，一种是既不退还失主又不交公，甚至在司法部门责令返还时仍然拒不交出，而将其留为己用、收益和处分。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人才具备了刑法中所指的将他人遗忘物非法占为已有拒不交出的法定情节，构成犯罪，才以侵占罪处罚。
4、非法占有财产目的的明确性。侵犯财产类犯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这是刑法所明确规定的，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不能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占有。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不是出于贪利性动机而实施了财产型犯罪行为的情况。比如，因追索债款不成而盗窃债务人财物的，因对单位领导不满而盗窃本单位财物泄愤所得的，等等。尽管犯罪动机不同，但行为的实质还是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私财产非法占为已有，目的还是明确的。
5、非法占有财物行为应受刑罚惩罚性。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并不一定都是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只有当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数额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标准时，才能对行为人处以相应的刑罚。
二、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必须查明的客观情形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企图通过实施某种犯罪行为，达到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私财产转归自己所有的目的。这种心理状态对于行为人来说是主观的，而对办案人员来说，则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被认识的。
1、查明行为人实施非法占有行为的动机和背景。犯罪动机是推动或者引起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与犯罪目的有着紧密的联系。犯罪动机作为一种思想因素，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外界的其他事物，也就是行为不端的背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因果性。所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就必须查明其行为的动机和背景。比如，有的行为人为了更新设备，却以流动资金的名义申请货款。这种行为在方式上非法的，但动机只是为了解决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迫使需要。主观上想归还贷款，客观上又已经按期归还，或者虽未到期归还但确实具有按期归还的能力，银行资金的所有权不存在任何风险，就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还有的行为人在取得贷款时使用了欺骗手段，贷款也无力偿还，但原因却很复杂。
2、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情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只有在实施了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行为之后，才能明显地表露出来，得到证实。尤其是在犯罪分子不愿暴露自己的犯罪目的，或者侦查行为不当，导致行为人作出违心供述的情况下，查明行为人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情节，对于正确判断和认定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手段。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通过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方法表现出来的。根据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刑法分则条文中没有明确表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采取相应的犯罪方法，实施了具体的犯罪行为，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应当认定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构成犯罪的情况。如以秘密窃取方法占有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构成盗窃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抢走公私财物构成抢劫罪等等。比如，某男与某女在一路上相遇，应某女相邀，某男与其一起逛街，至傍晚，返还至某男住处，一起做饭，后趁某女上厕所之机，某男摆上饭菜，倒了两杯酒，在一杯酒中放入安眠药，某女归来后，某男骗某女喝下放入安眠药的酒，致某女昏迷，此后，某男先与某女发生了性关系，后又见某女脱下的衣袋中有1000元钱，便取钱后逃离。本案中，某男利用麻醉的手段，致某女昏迷，后趁机劫财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劫罪中的“非法占有”故意。二是必须采取刑法分则条文中列举的犯罪方法，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才能被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构成犯罪的情况。三是刑法分则条文虽然规定了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但没有详细列举非法占有的具体方法，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的情况。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罪，必须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方面要件。然而，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混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只能从犯罪方法上进行分析。以高收益为诱饵，捏造事实，编造谎言，诱骗公众进行投资，或者以“共同投资”的名义骗取他人钱财的，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而利用人们的获利心理和金融知识比较贫乏的弱点，以高利息相引诱，骗取群众存款后高利转贷牟取暴利的，虽然也采取了欺骗的方法，但没有非法占有群众存款的目的，就只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4、查明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清晰地表明了行为人对已经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主观心态，由此可以判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从而明确地区分行为人的行为是属于民法调整的非法占有范畴，还是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犯罪行为。比如，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是，实践中还存在着行为人并没有逃匿而收受的货物、货款等已被处置又无力履行合同，即所谓的“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现象。这时就必须查明货物、货款的去路，即行为人对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对构成犯罪者给予坚决打击，保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三、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分析方法
查明上述相关的客观情形以后，还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在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上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案情，可以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
一是对照法。即根据案件的具体性质，对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要实施了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的行为的，都应当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聚众哄抢罪、合同诈骗罪等。
二是推理法。即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材料，按照非法占有的几个方面特征逐一分析后加以综合，从而推导出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正确结论。
三是反驳法。即在行为人拒不承认自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以所查证属实的事实材料为论据，对行为人的辩解逐一进行反驳，能够证实其辩解不能成立，而行为确实符合非法占有的全部特征的，即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