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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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批复
国家版权局
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批复 国权办[2003]19号
国权办[2003]19号
上海市版权局：
《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请示》（沪权〔2003〕1号）文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关于软件销售人（发行者）在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及举证范围等问题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下称《软件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不能证明其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是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发行者应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性规定，而不论发行的软件是存储在光盘上还是其他介质上。但是，由于发行不同于复制行为，发行者的举证责任通常也不同于复制者的责任，不应要求仅从事销售等发行行为的发行者也承担复制者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例如出示著作权授权合同的举证责任。发行者未参与软件复制，而仅从事发行的，其举证责任应当仅限于证明其发行的产品有合法的进货来源、合法的销售渠道，或者其他证明其交易合法的文件。但是，这种证据并不能证明发行的软件在复制过程中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因此，当发行的软件发生著作权纠纷时，发行者没有能力为软件的复制举证的，则应当停止发行；发行者希望继续发行的，应当由供货方证明其提供的产品是合法复制的。发行者既不证明复制行为的合法来源，又不停止发行的，则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风险。
具体到本案，由于系争的软件是所售电机的组成部分，销售人（即发行者）的举证范围仅限于证明其销售的产品，即电机是否有合法来源。当投诉人对电机内的软件提出著作权主张，销售人如果希望继续销售装有系争软件的电机，则应提供证明该软件合法复制的证据。如果销售人既不通过软件制作者证明复制行为的合法性，又不停止销售，则应当承担与软件制作人的共同侵权风险。发行者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发行的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即无过错善意第三人），根据《软件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停止销售并销毁侵权复制品。如果停止销售并销毁侵权复制品给发行者造成重大损失，发行者可以向软件著作权人支付合理费用后继续销售。
二、关于如何认定侵权的问题
执法部门在认定某种行为是否侵权时，应将民法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和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及《软件条例》第二十八条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结合运用，即在实际操作中应由投诉人先举证，但这只是初步举证责任；在投诉人初步举证之后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投诉人，被投诉人负主要举证责任。这不仅是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也是WTO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和绝大部分国家著作权法的规定。
这一点在国际著作权条约和各国著作权法中的具体反映是“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为作者”的原则性基本规定。其真正的意思是，通过署名推定作者只是一种初步证明，这种证明在有证据力更强的相反证据情况下是可以被推翻的。由于这是初步举证，因此法律不要求举证责任人提供过于复杂的证据，证据的简单甚至只要能证明其系“在作品上署名的人”即可。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首先应由投诉人，通常是著作权人初步举证，即按照“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为作者”的程序和程度举证；下一步的举证责任则应由被诉复制或者发行侵权制品的人承担。复制或者发行人能够举出反证且证据力强于投诉人的，举证责任再转移到投诉人。举证责任不断相互转移，直至出现最有力的证据。复制或者发行人不能举出相反证据的，则推定其负有侵权责任。
以上是确认权利人资格及推定是否侵权的一般原则。举证责任人是发行者的，也应适用该一般原则。但是如上所述，发行者通常不具备复制行为是否合法的举证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发行者希望继续发行的，应当要求供货方证明其提供的产品是合法复制的；发行者不向供货方提出举证要求，或者虽然提出举证要求，但是供货方拒绝举证或者提供不出更有力的证据的，只能推定发行的产品不具备合法来源，因此不得继续发行，否则发行者应承担共同侵权的风险。
具体到本案，发行者除适用上述原则外，还应考虑几点：第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于2002年11月5日就系争软件做出的鉴定已经超过初步证据的证据力。在此情况下，如果发行者提供不出任何证据，则更容易做出侵权推定。第二，由于供货方地处台湾，交通不便，可以适当放宽供货方的举证时间。但是，发行者不向供货方提出举证要求，或者虽然提出举证要求，但是供货方拒绝举证或者提供不出更有力的证据的，仍应推定发行的产品不具备合法来源。
三、其他问题
来文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一并答复如下：
（一）《软件条例》第三十条已经为无过错善意第三人做出规定，即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停止销售并销毁侵权复制品。这不仅是软件著作权纠纷，也是其他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著作权纠纷中无过错善意第三人的责任制度。鉴于著作权行政处罚的对象主要是故意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盗版分子，而不是无过错善意第三人，因此，被投诉人经调查属于无过错善意第三人的，通常不给予行政处罚。不给予行政处罚的，也应将不予处罚的决定通知投诉人。
（二）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调查案件抽样取证的物品，证明属于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应当在做出行政处罚的同时予以没收并销毁；不予以行政处罚但是抽样取证的物品确实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可以单独予以没收并销毁；不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应当返还给被调查人。抽样取证物品的扣留期限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和国家版权局颁布的《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谁先投诉谁有利”的问题，不应仅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首先，著作权行政处罚的范围主要是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等危害社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受理案件时并不仅从投诉人的著作权是否受到侵犯考虑，而主要从此种侵权行为是否损害公众、社会和国家利益出发。投诉人也不可能从案件的处理结果中得到类似损害赔偿的任何直接经济利益。其次，行政处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程序性规定使得投诉人的投诉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同时也赋予被投诉人相应的抗辩权利，基本保证了双方在行政管理部门的调查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再次，从知识产权发展的趋势看，不仅行政案件可能存在“谁先投诉谁有利”的现象，民事案件也在朝着这种趋势发展。TRIPS协议和不久前我国刚刚修订的著作权法以及《软件条例》都有诉前保全的规定，从传统的观点（例如我国著作权法修订前适用的程序性规定）看，这对于被告是不平等的。为什么TRIPS协议和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要做这种规定，这是因为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的行为已经跳出仅仅侵犯私权利的圈子，而进入侵害公权利的范畴。最后，由于著作权不同于传统的有形财产权，极易遭到他人的侵害，权利人发现的很可能仅占实际侵权的极少数，且权利人为投诉也要付出一定成本（例如本案的软件鉴定，等等），因此，不能只满足于表面的平等，而忽略实质上的不平等。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附件：上海市版权局《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请示》（沪权〔2003〕1号）
二OO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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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海市版权局《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请示》（沪权〔2003〕1号）
国家版权局：
2002年7月22日，我局收到《关于授权调查处理著作权涉外案件的函》（“国权办〔2002〕10号”）文和株式会社安川电机（以下简称安川公司）委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向我局递交的要求我局对上海某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的请求书及相关证据，指称该公司销售的变频调速器中的控制软件，以及与该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的《操作手册》、《产品目录》有部分图片资料侵犯了株式会社安川电机的著作权。8月6日我局正式立案调查，现就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我局执法人员于2002年8月15日对某公司在上海的经营场所进行了执法检查，检获了其用于销售的的变频调速器共9种，计67台，以及与该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的《操作手册》、《产品目录》计4600册。我局分别对上述9种变频调速器各一台和《操作手册》、《产品目录》各一册予以抽样取证。
经查，与该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的《操作手册》、《产品目录》同安川公司的产品介绍有38处图片资料相同；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今年11月5日作出的书面鉴定，该变频调速器与安川公司生产的变频调速器装置内所存目标程序完全相同；该公司是机电设备的销售商，其经销的标的是变频调速器而非其中的系争软件，该系列变频调速器亦非该公司生产；据安川公司和该公司称，此变频调速器的生产商是台湾地区的一家公司。
由于本案被投诉人不是涉嫌侵权复制软件的生产商，而生产商又是境外的公司，我局在调查处理中有若干问题难以把握，特请示如下：
一、关于被诉公司的举证责任。
系争的软件是嵌入在变频调速器的CPU中的一段控制程序，被诉公司作为变频调速器的销售商，对该程序是否侵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举证责任？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八条，软件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有责任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的授权，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出租者有责任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本案中，被诉公司不是系争软件的制作者，对系争软件是否侵权复制品没有举证的责任，但作为变频调速器的销售商，他是否应该承担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的举证责任？如果要求他承担发行者的举证责任，他应该证明软件复制品的合法来源还是只需要证明所销售的变频调速器的合法来源？如果他能够证明变频调速器的合法来源，是否也就证明了软件复制品的合法来源？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公司是本案中的被投诉人，他有责任证明系争软件的合法来源。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公司作为变频调速器的经销商，他的举证责任应该到证明变频调速器的合法来源为止，《专利法》第六十三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本案系争软件是否侵权复制品的认定
如前所述，在本案中，系争的嵌入式程序是否侵权复制品，其举证责任应该由该变频调速器的制造商来承担，在行政调查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也可以依职权自行调查取证。根据鉴定报告，安川和台湾公司生产的变频调速器的CPU中的控制程序目标代码是相同的，现在安川公司向行政机关投诉对方的控制程序系侵权复制，但被投诉人对系争软件是否侵权复制品没有举证的责任，而有举证责任的台湾公司不是本案中的被投诉人。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投诉方和被投诉方不提出，行政机关也可以依职权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台湾公司进行调查，如果被调查者不在行政机关的管辖地域内，行政机关还可以委托被调查者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机关代为调查。但在本案中，由于台湾这家公司是境外的公司，行政机关无法对其进行调查，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能否直接认定台湾公司生产的变频调速器的CPU中的控制程序系侵权复制品？
本案如果是在司法审查的程序中，法院可以决定追加台湾公司为被告，要求安川公司和台湾公司就系争软件的版权权属进行举证，并根据经过责证的证据来认定台湾公司生产的变频调速器中的控制程序是否侵权复制品。而在行政调查的程序中，由于行政机关没有相应的程序性规范可以依据，既因为台湾公司在境外而无法对其进行调查，又难于在不对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进行调查的情形下仅根据两个CPU内的程序目标代码相同就认定某一方侵权，因为造成程序代码相同的原因不仅仅只有一种可能。
三、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被诉公司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项，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本案中，该公司销售的变频调速器中含有嵌入式程序，其销售变频调速器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销售软件？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是否可以追究该公司发行侵权软件复制品的责任？我们在讨论中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可以适用《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项，被诉公司应该承担销售侵权软件的责任，行政机关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这种意见的理由是：1、该控制程序对变频调速器的功能举足轻重，控制程序的优劣对变频调速器的价值影响巨大，如果没有控制程序，变频调速器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2、被诉公司在销售变频调速器的同时，事实上以出售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了软件的复制品，构成了销售软件的行为；3、《条例》第二十四条没有规定适用侵权责任的过错原则，即使该公司没有过错，不知道其销售的变频调速器中含有侵权的嵌入式软件，也应该承担销售侵权软件的责任，行政机关有权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讨论中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即使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也难以适用《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项，被诉公司不应该承担销售侵权软件的责任。这种意见的理由是：1、被诉公司销售产品的标的是变频调速器而不是软件，把销售变频调速器的行为认定为销售软件的行为缺乏依据；2、如果因为所经销的产品中含有侵权的嵌入式软件就要承担销售侵权软件的责任，那么一旦某款电视机含有侵权的元器件，所有经销该款电视机的批发商、零售商如百货商店、大卖场等都将成为侵权者而承担民事、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交易的安全性将无法保障，洗衣机、空调机、摄像机等等几乎所有电器产品的经销商将无所适从；3、从软件推导到其他类别的作品，如果某报纸刊登了侵犯著作权的文章或图片，除了报社承担侵权复制的责任以外，销售该报纸的邮局、书报亭、报童等是否承担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其作品的侵权责任？4、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软件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或者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即使认定被诉公司销售变频调速器的行为构成了销售软件复制品，他也只需要证明其所销售的变频调速器的合法来源，换言之，如果该公司销售的变频调速器的来源合法，他就不承担侵权责任；5、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该公司应该承担《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法律责任，停止销售含有该控制程序的变频调速器、消除侵权的控制程序。
四、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以《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为依据作出行政决定？
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根据《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被诉公司至少应该承担停止销售含有该控制程序的变频调速器、消除侵权的控制程序的法律责任。那么，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依据该条的规定，对该公司作出责令停止销售的行政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中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条例》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了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在本案中，停止销售含有侵权程序的变频调速器、销毁侵权复制品是被诉公司应该承担的法定责任和义务，版权行政管理部门作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主管机关，当然有权要求该公司履行法定义务，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另一种意见认为，《条例》第三十条是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当事人应该遵守，法院可以依据这条规定作出判决，但是行政机关无权以这条规定为依据作出行政决定，相同的情形是，行政机关无权以《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为依据作出行政决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修改以后，行政机关也无权再以原《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为依据作出责令赔偿的行政决定。
本案的案情并不复杂，如果系争的软件是侵权复制品，则真正的侵权者应该是台湾那家公司，而不是被诉公司，投诉人安川公司应该向台湾公司提出交涉。如果安川公司以被诉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司法审查的程序中，上述大部分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现在安川公司选择以被诉公司为投诉对象向行政机关投诉，这是投诉人的权利，但因为行政调查程序和职权范围的限制，我局在本案中的调查难以继续进行，也难以作出行政决定。我们曾经考虑过几种处理方案：一、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被诉公司履行《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但应以认定系争软件是侵权复制品为前提。问题是，1、如前所述，我局难以直接认定系争软件是侵权复制品；2、这样的书面通知或其他形式的行政决定的效力有问题，如果行政机关以第三十条为依据作出行政决定以后相对人不执行，行政机关也无法申请强制执行并得到支持。二、召集安川公司和被诉公司调解纠纷。但投诉人安川公司不愿意调解，坚持要求我局对被诉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三、终止调查，建议投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问题以外，本案调查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对行政机关调查处理民事纠纷也有普遍意义，需要明确相应的程序规范：
1、如果需要委托权威机构进行鉴定，应该由谁提出委托鉴定的要求？鉴定费用应该由谁承担？在司法审查中，这不是问题。但在行政调查的程序中却缺少相应的程序规范，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意见一，可以参照司法程序的相应做法，鉴定费用应该由败诉方承担。意见二，投诉人指控对方的软件是侵权复制，有责任证明对方的软件与己方的软件相同，需要鉴定的，投诉人应该提出鉴定请求并负担鉴定费用。意见三，在行政调查中，行政机关有责任查明事实，对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向行政机关提交的证据，行政机关应该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如果需要鉴定的，行政机关应该负责落实鉴定事项并承担费用。
2、在本案调查中，我局将被调查人被诉公司销售的九种型号的变频调速器各一台抽样取证，对这些变频调速器应该如何处理？
3、在调查过程中，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以前，被诉公司能否继续销售该变频调速器？凌阳公司对库存的该变频调速器应该如何处理？
4、在本案中，安川公司是投诉人，向行政机关投诉被诉公司销售的变频调速器含有侵权软件，行政机关受理以后对被投诉人进行调查。如果被诉公司或者台湾公司先于安川公司向行政机关投诉，那么被调查人就是安川公司。在行政程序中，投诉方占据明显的主动地位，这也是许多当事人选择行政救济途径的原因。问题是，如果纠纷双方谁能够占据主动地位仅仅取决于谁先投诉，这是不合理的，有必要制订相应的程序规范以平衡各方当事人在行政调查程序中的权利和义务，因为现行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调查的程序主要是为调查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而设定的。
以上是我局在本案办理过程中难以把握的一些问题，特此报告，请给予指示。特别是关于本案被投诉人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侵权复制品的认定、销售的产品中含有侵权软件是否构成销售侵权软件、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依据《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决定等问题，对本案的办理十分关键，请指示。
上海市版权局
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的通知
证监发[2002]44号
各上市公司：
为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制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释义及目录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第三节 股本变动和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第四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第五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第六节 重要事项
第七节 财务报告
第三章 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四章 备查文件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半年度报告是中期报告的一种类型。公司应当遵循本准则的规定，编制半年度报告。
第三条 本准则的规定是对半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凡对投资者决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不论本准则是否有明确规定，公司均应当披露。
第四条 本准则的某些规定对公司确实不适用的，经证券交易所批准后，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影响披露内容完整性的前提下做出适当修改。
因涉及商业秘密等特殊原因，公司确实不便遵循本准则某些规定的，可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并保证该豁免不会导致对投资者利益的实质性损害。经证券交易所批准后，公司可不予披露相关信息。
第五条 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保持文字简洁，在不影响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不致引起阅读不便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用相互引征的方法，对各相关部分的内容进行适当简化。
第六条 同时在境内、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如果境外证券监管部门对半年度报告的要求与本准则不一致，应当遵循报告披露内容从多不从少，披露时限从短不从长，其他要求从严不从宽的原则办理，并应在同一时间公布半年度报告。
第七条 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可以不经审计，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数据可以以人民币元、千元或百万元为单位。
第九条 半年度报告的封面应当载明公司法定名称、“半年度报告”字样和报告期间。半年度报告印刷文本应采用质地良好的纸张印制，幅面应为209毫米×295毫米（相当于标准的A4纸规格）。
第十条 半年度报告摘要应当包括全文各部分的重要内容，不得出现与全文在内容上不一致，或因遗漏重要事项而误导投资者的情况。
半年度报告摘要应简明扼要。
第十一条 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编制半年度报告，并在该期限内将报告全文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互联网网站，将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纸上。在指定报纸上刊登的半年度报告摘要最小字号应为标准六号字，最小行距为0.02。
公司可以将半年度报告刊登于公司自己或其他互联网网站、其他报刊上，但不得早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互联网网站或报刊上披露的时间。
第十二条 公司应当在半年度报告披露后及时将半年度报告原件或有法律效力的复印件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办公地点和证券交易所，以供投资者查阅。
第十三条 公司应当在半年度报告披露后，上半年度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将半年度报告各两份分别报送中国证监会、公司所在地的证券监管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第十四条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应当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做出保证或存在异议，或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公司应作特别提示。
第十五条 已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及其衍生证券且已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应当参照执行本准则。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已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及其衍生证券且已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应同时编制半年度报告外文译本。公司应保证两种文本内容的一致性，并在外文文本上注明：“本报告分别以中、英（或日、法等）文两种文字编制，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十六条 特殊行业公司除应当遵循本准则的规定外，还应执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该行业信息披露的特别规定。
第二章 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释义及目录
第十七条 公司应当在半年度报告全文的显要位置刊登如下重要提示：“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做出保证或存在异议，公司应披露如下声明：“××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理由是：…”。
公司还应单独披露未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的姓名。
第十八条 财务报告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应当明确表述“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有解释性说明、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应说明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披露位置，并作以下提示：“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有解释性说明（或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管理层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第十九条 公司应当对半年度报告中投资者理解有障碍及有特定含义的术语做出解释。
第二十条 半年度报告的目录应当标明各部分的标题及对应页码。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第二十一条 公司应当披露如下事项：
（一）法定中、英文名称及缩写；
（二）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股票简称和股票代码；
（三）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及其邮政编码，互联网网址，电子信箱；
（四）法定代表人；
（五）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的姓名、联系地址 、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
（六）选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指定互联网网址，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七）其他有关资料。
第二十二条 公司应当遵循如下规定，披露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一）公司应采用列表方式，提供下述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股东权益（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其中，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与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应披露报告期期末及年初数，其他数据与指标应披露报告期及上年同期数。
公司在披露“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应说明扣除的项目及相关金额。
同时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公司，还应披露分别按国内、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在报告期净利润、报告期期末净资产上的差异。
（二）第（一）项中的财务数据与指标应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年度报告准则》）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其他有关信息披露规范的相关规定填列或计算。
第三节 股本变动和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第二十三条 报告期内因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或其他原因引起股份总数及结构变动的，公司应当按照《年度报告准则》的附件《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要求的格式及其他相关要求予以披露。如无变化，无须披露。
第二十四条 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期末股东总数。
第二十五条 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期末持有公司股份达5％以上（含5％）股东的全称、报告期内股份的增减变动及期末余额、所持股份类别以及所持股份被质押、冻结或托管的情况。持股5％以上（含5 ％）的股东少于10名的，公司应披露至少10名最大股东的持股情况。
公司在遵循前款规定时，还应披露如下信息：前10名股东所持股份中包括已上市流通股份和未上市流通股份的，应分别披露其数量；前10名股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因作为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股东的，应予以说明，并披露约定持股期间的起止时间；前10名股东中代表国家持股的单位以及外资股东。
第二十六条 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发生变化的，应当列明披露相关信息的指定报刊及日期。如无变化，无须披露。
新控股股东或新实际控制人为法人的，公司应简要说明其法定代表人、成立日期、主要业务及产品、注册资本、股权结构、报告期净利润以及报告期期末净资产；新控股股东或新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公司应简要说明其姓名、性别、年龄、主要经历及现任职务。
第四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第二十七条 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变动情况。如无变化，无须披露。
第二十八条 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新聘或解聘情况。
第五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第二十九条 公司管理层应当对财务报告与其他必要的统计数据以及报告期内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与分析，以有助于投资者了解其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含现金流量情况，下同）。
管理层的讨论与分析不能只重复财务报告的内容，应着重于其已知的、可能导致财务报告难以显示公司未来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和不确定性因素，包括已对报告期产生重要影响但对未来没有影响的事项，以及未对报告期产生影响但对未来具有重要影响的事项等。
第三十条 公司管理层应当说明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或净减少额，下同），以及报告期期末总资产、股东权益等主要财务数据与上年同期或年初数相比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第三十一条 公司管理层应当说明报告期经营情况，包括：主营业务的范围及经营状况，公司主营业务涉及具有不同风险行业、地区的，应分别阐述占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10％以上（含10％）的经营业务所在行业或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成本；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发生的变化；主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情况；对报告期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第三十二条 公司管理层应当说明报告期投资情况，包括：
（一）在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或以前期间募集资金的使用延续到报告期的，公司应披露有关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度及收益情况；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的，应解释原因；尚未使用募股资金的用途；募股资金用途发生变更的，应说明变更原因、是否已履行变更程序、新的用途、实际进度与收益情况；
（二）重大非募股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度和收益情况。
上述投资行为若涉及增加新的被投资单位，公司还应披露该单位的名称、主要经营活动、公司拥有其股东权益的比例。
第三十三条 公司管理层应当将报告期实际经营成果与招股上市文件或定期报告披露的盈利预测、有关计划或展望进行比较。有重大差异的，应予以说明并分析其原因。
第三十四条 公司管理层应当简要说明下半年的经营计划，包括收入、费用计划等，分析可能对下半年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公司对上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本年度经营计划做出修改的，应予以说明。
第三十五条 公司管理层如果预测下一报告期的经营成果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应当予以警示。
第三十六条 财务报告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管理层应当对审计意见涉及的事项予以说明。
上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管理层应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予以说明。
第六节 重要事项
第三十七条 上年年末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与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存在差异的，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已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情况。报告期期末仍存在差异的，应分析该差异对公司的影响，说明拟采取的整改措施和预计所需的时间。
第三十八条 公司应当披露以前期间拟定、在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
第三十九条 公司应当披露在报告期内发生及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涉及金额、进展情况或审理结果及对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包括由此产生的损益占报告期净利润的比例等，本节下同）。
第四十条 公司应当披露在报告期内发生及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的重大资产收购、出售或处置以及企业收购兼并事项的涉及金额、进展情况及对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第四十一条 公司应当遵循如下规定，分类披露在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信息：
（一）购销商品、提供劳务交易应披露下述信息：交易总金额占同类交易总金额的比例及对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在前一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披露过的有关协议在报告期内的履行情况；交易方、交易内容、交易价格、交易金额与结算方式在报告期内发生重大变化的交易的变化情况；关联方之间存在大额销货退回的，应予说明。
（二）资产收购、出售交易应披露下述信息：交易方、交易内容、定价原则、资产的帐面价值、评估价值（若有）、市场公允价值（若有）、交易价格、结算方式及对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交易价格与帐面价值、评估价值或公允价值差异较大的，应说明原因。
（三）公司与关联方报告期期末存在债权、债务或担保事项的，应披露形成原因、清偿情况、对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以及有关承诺（若有）。
（四）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信息。
第四十二条 公司应当披露如下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信息：
（一）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托管、承包、租赁其他公司资产或其他公司托管、承包、租赁公司资产事项的信息，包括交易金额、期限以及对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二）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担保合同信息，包括担保金额与担保期限。对有明显迹象表明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担保事项，公司应予明确说明。
（三）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的信息，包括受托单位、委托金额、起止时间、约定收益、实际收益、期末余额以及该项行为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第四十三条 公司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含5％）的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的对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承诺事项的，公司应当披露该承诺在报告期内的履行情况。
第四十四条 财务报告已经审计的，公司应当披露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注册会计师的名字以及审计费用。
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应披露解聘原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以及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第四十五条 公司应当披露在报告期内发生的除上述第三十七条至四十四条规定之外，且未曾在临时报告中披露过的其他重要事项信息。
第四十六条 对上述第三十七条至四十五条规定之外，且已在前一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过的在报告期内发生以及在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的其他重要事项信息，公司应当编制索引，注明有关事项的名称，有关报告刊载的报刊名称、日期及版面，刊载的互联网网站名称及检索路径。其中，对多次发生的同类重大事项，公司应注明涉及金额的合计数。
第七节 财务报告
第四十七条 公司应当在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及利润分配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
第四十八条 财务报告未经审计的，公司应当注明“未经审计”字样。财务报告经过审计的，若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公司应明确说明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若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为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公司应披露审计报告全文。
第三章 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四十九条 公司应当在半年度报告摘要的显要位置刊登如下重要提示：“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目的仅是为公众提供公司上半年的简要情况，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投资者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其余重要提示内容应按照第十七、十八条的规定披露，无须披露第十九、二十条的内容。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第五十条 公司应当按照第二十一条第（二）、（五）项的规定披露有关信息，无须披露其余内容。
第五十一条 公司应当按照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披露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第三节 股本变动和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第五十二条 公司应当按照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条的规定，披露股东变动和主要股东持股信息。
第四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第五十三条 公司应当按照第二十七、二十八条的规定，披露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有关信息。
第五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第五十四条 公司应当披露第三十条的内容。
第五十五条 公司管理层应当按照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内容，摘要说明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部分。
第五十六条 公司应当按照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披露报告期投资活动的信息，无须披露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的内容。
第五十七条 公司应当按照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条的规定，披露有关信息。
第六节 重要事项
第五十八条 公司应当按照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条的规定披露重要事项信息，无须披露第三十七、四十六条的内容。
第七节 财务报告
第五十九条 公司应当披露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
第六十条 财务报表附注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与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原因及影响数；
（二）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重大变化、原因及影响数；
（三）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如有）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第六十一条 公司应当按照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披露财务报告是否经过审计及审计报告的有关信息。第四章 备查文件
第六十二条 公司的备查文件应当包括：
（一）载有董事长签名的半年度报告文本；
（二）载有单位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如设置总会计师，还须由总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告文本；
（三）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文本（如有）；
（四）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文件文本；
（五）公司章程文本；
（六）在其它证券市场披露的半年度报告文本；
（七）其他有关资料。第五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准则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四条 本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中国证监会此前发布的《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0年修订稿）》同时废止。
关于滥用起诉权之法律构成和责任承担问题分析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我们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碰到的案件可谓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其实见得多了也就觉得似怪非怪了。就拿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以下称“起诉权”）的案件来说吧，有时当事人正当行使起诉权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予立案受理或立案后找个理由就能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有时当事人滥用起诉权的行为反而能得到法院一定程度的支持和保护。本文暂不去考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受理或受理后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况，而只是通过个别案例就当事人滥用起诉权的相关问题展开初步分析，希望广大法学爱好者们能对此类案件产生兴趣，并对滥用起诉权的法律构成或责任承担问题一起做更加系统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一、当事人滥用起诉权之典型案例介绍
案例一：2003年6月份某日，北京市的一居民李某和朋友开车去山西省五台山旅游，途径山西省某县一偏僻路段时，发现有一人被过往车辆撞倒在地上，且昏迷不醒。李某当时没来得及细想，急忙和朋友把伤者抬到自己车上送往附近医院抢救，并打电话报告了110。后伤者经医院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并诊断为严重脑震荡。正当李某为自己做了一件善事而自得时，没想到几天后收到山西省某县法院传票，告之其出庭应诉。原来，伤者的亲属把李某当成肇事司机给告上了法庭，要求其承担伤者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类赔偿费用20余万元。这突如其来的官司一下子就把李某给整晕了。但无奈之下，李某也只好聘请律师帮着应诉。
尽管伤者的亲属无法提供李某就是肇事司机的有效证据，而李某已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却判李某败诉。后李某通过上诉程序将此案改判，总算没有让其再掏20万元的冤枉钱。但李某为打这场官司而聘请律师、调查取证、来回差旅费等总计花费了5万余元。后来据说真正的肇事司机也给找着了。
案例二：2001年7月份，我国东北地区某市一家医药企业（以下称“破产企业”）因严重资不抵债被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12月12日，破产企业清算组委托该市拍卖行对破产企业的有形（包括厂房、机器设备等）和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药品批号等）进行了公开拍卖，列入拍卖的资产中还包括破产企业的部分债权（约一百余万元）。上述被拍卖破产资产（实际应称“破产财产”）被该市另外一家医药企业（以下称“A公司”）购得。2003年2月13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破产清算程序终结。
2005年7月份，也就是在破产企业宣布清算程序终结两年以后，A公司突然将已破产企业的原股东B公司（在南方某省注册的一家内资企业）和C公司（在北京注册的一家内资企业）在破产企业所在地告上法庭，要求B公司和C公司对其已购买的破产企业一百余万元债权承担偿还责任。需要说明的是：破产企业一百余万元债权是破产企业在破产整顿期间因对外销售药品形成的债权（债务人也不是B公司和C公司），而且该破产债权已经破产企业清算组选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过合法有效的审计确认，与破产企业股东B公司和C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在破产整顿和清算期间，破产企业股东B公司和C公司无任何违反股东义务或责任之情形。
此案法院已开庭三次，至今未结案，给被告当事人已造成为应付诉讼而聘请律师、调查取证、来回差旅费等5万余元损失（因此案件未审结，有关费用损失还可能继续增加）。
二、关于滥用起诉权行为的法律构成要素
通过对上述两个当事人滥用起诉权行为典型案例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案件就表现形式或法律构成而言存在如下一些共性要素：
（一）涉案被告与被诉之案由不存在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即作为案件的诉讼依据来说，不具备起诉的“讼因”。在案例一中，被告没有涉及交通肇事，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就是实施侵害的肇事司机，而仅是依据被告把伤者送往医院的事实来提出诉讼；在案例二中，被告与破产企业没有债权或债务关系，原告也无法证明其所购买的破产企业债权与破产企业股东（被告）之间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而只是依据被告曾是破产企业股东之事实来提出诉讼。如果涉案被告与被诉案由有法律上的牵连，则不属于不具备起诉“讼因”的情况。
（二）针对被起诉案由，涉案被告“不适格”。在案例一中，如果原告以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为由提起诉讼，那么适格的被告应是肇事车辆司机或肇事车辆主人，而不应该是无关的第三方；在案例二中，如果原告以欠款或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那么适格的被告应是具体的欠款方或合同债务人，而不应该是破产企业的股东。如果是被告与被诉案由有法律上的牵连，而只是原告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那么不符合被告“不适格”的条件。
（三）原告方具有通过滥用起诉权达到某种不正当目的的主观过错，且已经实施了起诉行为。在案例一中，原告方因暂时找不到真正的侵权责任人，试图通过起诉李某的方式让其承担法律赔偿责任；在案例二中，原告方因超过了诉讼期限，难以去找真正的债务人（债务人有几十户）求偿，所以试图通过诉讼的形式达到让破产企业股东承担该笔债务的目的。上述原告方的行为有点类似诈骗（讹诈）的性质。
（四）法院已经对有关的案件进行了立案受理和开庭审理，且被告方当事人已到庭应诉，并为此遭受了相当数额的经济损失。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被告方当事人为了应对诉讼事件，都花费了相当数额的费用（若直接诈骗或毁坏5万元的公私财物是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而且该等费用损失与原告方当事人滥用起诉权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综上，需要明确说明的是：关于滥用起诉权行为的法律构成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一方败诉就一定构成起诉权滥用之情形。因为原告方败诉的理由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原告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提供证据不充分、超过诉讼时效等都有可能导致其承担败诉结果，而滥用起诉权只是导致其败诉的一种情形而已。本人以为，对滥用起诉权行为的法律构成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程序法上被告与被诉案由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或者说被告“不适格”。
三、关于滥用起诉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上述案例是我们所选取的关于当事一方人滥用起诉权行为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典型案例，其实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案例在是否符合起诉权滥用法律构成上还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的，其间所涉及的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对一些模糊性的非典型案例，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现在需要先行讨论的是滥用起诉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一）只要有了损害，是否就一定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大家都非常清楚，并不是对所有的产生损害结果的行为都会有人来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的。比如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介入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另外，当事人对其正当行使诉权行为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也不承担责任。但是在一方当事人完全没有过错，而另一方当事人却故意滥用法律上的诉讼权利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陷入到诉讼中来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不仅给另一方当事人带来了讼累，制造了经济上的损失，有时甚至还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或名誉上的损害，且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审判资源不说，甚至还促成腐败案件的产生。所以，我们只有要求滥用起诉权的当事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才符合公平和正义的法治原则。
（二）是当事人责任，还是法院责任？关于滥用起诉权的行为，如果只认为是当事人一方的过错，恐怕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因为当事人滥用起诉权必须借助于司法机关（法院）才能实现，如果法院对滥用起诉权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核且不给予立案受理的话，想必是不会轻易把“不适格”的被告牵涉到案件中来的，也不会让被告一次又一次地出庭，徒增相关应对诉讼的成本和费用。所以，对当事人滥用起诉权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当事人另一方是否直接有权要求法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提出国家损害赔偿）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
（三）是一种补偿性责任，还是惩罚性责任？从法律性质进行分析，滥用起诉权的行为有点类似诈骗的性质（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讹诈”或“坑人”）。这种行为对社会显然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至少不可能是法律或道德所提倡的行为。如果只是让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损失补偿责任的话，恐怕不利于制止或打击滥用起诉权的行为，也不利于实现受害一方的损失赔偿或心理平衡。我们认为：法律应该对滥用起诉权给他人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要求承担惩罚性的加倍赔偿责任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制止和杜绝起诉权滥用的情形；而且，行为人所承担的赔偿额应当包括对方律师代理费在内。
以上关于滥用起诉权行为之法律责任承担的分析只是笔者个人目前的一些粗浅想法，它的可行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四、处理滥用起诉权案件所应遵从的基本法律原则探析
司法实践中所实际发生的滥用起诉权案例可能还是不少，但是真正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恐怕是少之又少。因为我们目前尚无追究滥用起诉权责任方面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依据；而且即便是真正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当事人总是先从司法腐败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很少从滥用起诉权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解决问题，并且对起诉权滥用之行为所产生社会危害性也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但是发现问题后，我们还是要必须处理和解决的，并且一定要按照法治的原则和精神来进行解决。下面我们就对处理起诉权滥用案件所应遵从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再做些简要探析。
（一）处理此类案件首先应遵从“比照本诉和反诉案件处理方式实行合并审理”的原则。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针对原告一方当事人的起诉，被告一方有权提起旨在抵消或吞并原告诉讼请求的独立的反请求，即反诉。反诉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它基于诉权的基本理论，旨在为了避免被告处于被动地位，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同时也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或法律问题作出多次判决。对传统的反诉请求，还必须要求反诉标的与本诉标的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牵连关系。而被告方对原告方滥用起诉权的诉讼标的与原告方对被告方的诉讼标的在事实和法律上是没有牵连关系的，是不符合传统反诉标的条件要求的，但是如果不将此两案按处理反诉的方式进行合并审理，必然会进一步增加被告方的诉讼成本，达不到方便诉讼、节省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的目的。
（二）其次应采用“滥用起诉权先行确认”原则和“合议庭审判”原则。因为原告一方一旦被确认滥用起诉权，则必须向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审判机关为审慎处理此类案件，防止审判过程中出现过大的偏差，对涉及起诉权滥用的案件应当在诉讼答辩期或证据交换期限内对是否滥用起诉权问题依照被告的请求先行进行确认（超期不申请则视为放弃此项权利）。如果确认原告有滥用起诉权的可能性的，应当告之原告（原告可申请撤销或变更原诉讼）；若原告坚持起诉的，审判机关应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而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三）另外确认滥用起诉权人和审判机关承担类似“连带法律赔偿责任”的原则。本人认为：对于当事人明显滥用起诉权的行为，审判机关在立案审查和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一般都存在一定的过错，甚至是部分办案法官存在有意纵容和枉法行为所致。为提高司法机关的审判效率和办案质量，强化其责任意识，审判机关对当事人明显滥用起诉权的案件进行审理和通过二审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最终确认当事人一方是滥用起诉权的案件，审判机关应对给被告一方造成的诉讼损失与滥用起诉权的一方当事人共同承担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关于起诉权滥用情形只是针对普通的民事案件而言的，不适用于行政案件和公益类诉讼案件。另外，实事求是地讲，本文关于起诉权滥用的一些分析和想法只是根据本人所实际接触到的一些案例进行思考和分析的，还缺乏足够的实证案例进行支持。所以，本人在此还期待着广大法学爱好者们能够注意多搜集一些关于起诉权滥用方面的案例，并对此方面问题多进行一些更加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争取早日促成针对起诉权滥用方面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出台，也好让善良的人或守法的单位减少被缠上不必要官司的机会。
2006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