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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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计划生育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9月11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和管理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四章 优生和节育
第五章 优待和奖励
第六章 限制和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境内的一切组织和公民（含户籍在我省离开省境的公民）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实行计划生育，坚持国家指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贯彻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的方针。坚持计划生育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第四条 夫妻双方均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有依法生育的权利和不生育的自由。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并对计划生育实行综合治理。
第六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其他部门、群众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应按各自的职责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章 组织和管理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人口控制增长计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行由主要领导负责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并把责任制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的计划生育管理和监督检查。
村（居）民委员会主任负责所在地村（居）民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所在地计划生育的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
村（居）民小组的计划生育工作由组长负责。村民小组配备兼职计划生育管理员（即中心服务户户长），负责计划生育的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九条 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职工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本单位主要领导负责，并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计划生育的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企业（含私营、合资、合作、独资）单位职工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法定代表人负责，接受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监督检查
。
第十条 停薪留职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原单位和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共同负责，以原单位为主；个体工商业者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共同负责，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城镇无业居民的计划生育
管理工作由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负责。
关停并转企业应向职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接收单位出具职工婚育状况证明。
第十一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必须加强人口计划管理，坚持计划生育指标预测申报制度和审批程序，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指标管理档案。
第十二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行婚育证明查验制度。凡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外地暂住、经商、务工和从事其他活动的育龄人口，必须在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在本省暂住、经商、务工和从事其他活动的外省育龄人口，须持有户籍所在地出具
的婚育证明。
育龄流动人口须到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交验有关证明，并办理登记手续，由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查验证明。
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办理育龄流动人口暂住证、营业执照、务工许可证，办理购买或租借住房、承包或租赁经营、招聘雇用等手续时，须核查经现居住地查验的婚育证明，无查验证明的，有关部门不予办理。
第十四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其他管理工作，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保证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资金投入。
乡统筹款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用于计划生育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十六条 乡、镇和街道以上从事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人员可发给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企业事业单位从事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人员的劳动保护待遇，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村（居）民委员会专（兼）职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人员的报酬不得低于所在村（居）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村（居）民小组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年补贴不得少于二百元。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七条 依法结婚的男女双方，领取生育证后可自愿怀孕、生育。
第十八条 一对夫妻已生（养）育一个孩子，孩子年满三周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批准，可自愿再生育一个孩子：

（一）经市、州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孩子患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的。
（三）夫妻双方为归国华侨或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的。
（四）夫妻双方为一千万以下人口的少数民族的。
第十九条 夫妻双方为农民，孩子年满三周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批准，可自愿再生育一个孩子：
（一）女方年满三十周岁，只有一个女孩的。
（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女孩的。
（三）夫妻一方患有非遗传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只有一个女孩的。
（四）夫妻一方的同胞兄弟姐妹经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诊断均无生育能力的。
（五）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
第二十条 再婚夫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批准，可自愿再生育一个孩子：
（一）一方原有一个孩子，孩子年满三周岁，另一方无子女的。
（二）一方丧偶有两个孩子，另一方年满三十周岁无子女的。
第二十一条 夫妻一方经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诊断患有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经批准，可自愿再生育一个孩子。
第二十二条 生育第一胎的，由夫妻双方提出申请，双方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签署意见，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批。
生育第二胎的，由夫妻双方提出申请，双方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签署意见，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查，由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城镇职工和第一胎是病残儿的，由市、州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
审批时限，从接到申请之日起，第一胎的不得超过十五天，第二胎的不得超过四十五天（需进行病残儿鉴定的不得超过九十天）。
经批准生育第二胎的，须交纳生育费。收费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农民夫妻符合生育规定领取二胎生育证后，其中一方的户口由农村变为城镇的，其生育证作废（已怀孕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经批准再生育的，怀孕后无正当理由，自行终止妊娠和生育后自报婴儿死亡又无确凿证据证明死亡原因的，生育证作废，并不再发给生育证。
第二十五条 涉外婚姻的生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优生和节育
第二十六条 加强妇幼保健，推行婚前健康检查及优生指导。
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和医学鉴定，男女一方患有疾病足以使下一代出现严重缺陷或严重遗传性疾病的，禁止生育。
第二十七条 除需要鉴定遗传性疾病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鉴定胎儿性别。
第二十八条 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及医疗、保健单位应开展优生咨询和节育技术服务，宣传普及优生知识和节育常识。
第二十九条 未领取生育征的育龄夫妻，均应采取安全可靠的节育措施。
第三十条 开展节育手术的单位必须具备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施术条件。施术人员必须取得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或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合格证，方可施术。施术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节育手术常规施行手术，确保受术者安全。
禁止个体行医者施行节育或恢复生育手术。
第三十一条 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后遗症，须经县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小组确认。
因节育手术引起并发症、后遗症，施术单位应予及时治疗，并承担医疗费用。患者治疗期间，工资照发；农民或城镇无业居民患者可由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从计划外生育费和乡统筹款中给予适当补贴。
节育手术事故的处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接受节育手术后确需再生育的，须经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方可接受恢复生育手术。

第五章 优待和奖励
第三十三条 年龄在法定婚龄三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年龄在法定婚龄三年零九个月以上生育的为晚育。
实行晚婚的职工，婚假增加十二天。实行晚育的女职工，产假增加三十天，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七天。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工资奖金照发。
农民夫妻双方实行晚婚晚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从计划外生育费和乡统筹款中给予奖励。
其他公民夫妻双方实行晚婚晚育的，按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管理范围由管理单位给予适当奖励和优待。
本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奖励和优待的具体标准由有关单位自行规定。
第三十四条 职工已实行晚婚尚未生育的，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应按有一个孩子对待。
职工年龄在三十周岁以上未婚的，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应与已婚人员享受相同的待遇。
第三十五条 接受节育手术者分别享受以下优待：
（一）放置宫内节育器，休息两天，七天内不安排重体力劳动。
（二）取宫内节育器，休息一天。
（三）结扎输精管，休息十五天。
（四）结扎输卵管，休息二十一天。
（五）终止妊娠的，根据不同情况休息二十一天至四十二天。
上术手术同时进行两项以上的，休假期合并计算，休假期间工资奖金照发。
农民接受上述手术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从计划外生育费和乡统筹款中给予适当补贴。
第三十六条 夫妻只生（养）育一个孩子的，由双方申请，经所在单位和户籍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核实，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享受以下优待：
（一）从领证之月起至子女满十八周岁止，每月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四元至八元。
（二）晚育女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同意，可延长产假一年。产假延长期间工资按原额的百分之七十五发放，不影响调整工资、晋升级别。
（三）独生子女十六周岁以前入托（园）、入学、就医等，其费用由父母所在单位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照顾。
（四）独生子女就业，在同等条件下应予优先照顾。
（五）独生子女户的住房，在同等条件下应予优先解决。独生子女住房面积按两人标准计算。
（六）农村分配责任田、口粮田和申请宅基地等，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照顾独生子女户。
第三十七条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职工双方所在单位各承担百分之五十；一方是职工，另一方是城镇无业居民或农民的，由职工一方所在单位全部承担；夫妻双方均是城镇无业居民的，由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承担；个体工商户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解决；

停薪留职人员，有接收单位的由接收单位承担，无接收单位的由原单位承担；双方为农民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从计划外生育费和统筹款中解决。
第三十八条 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夫妻，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表彰，并一次性发给不低于二百元的奖金。
第三十九条 夫妻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享受各项优待和奖励后再生育的，收回证件及全部优待和奖励所得。
独生子女因伤病致残，批准生育二胎的，再婚后生育二胎的，因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孩子后又生育的，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停止享受各项待遇。
第四十条 提倡独生子女父母和双女父母养老保险。
第四十一条 在乡、镇、街道、企业事业单位计划生育岗位连续工作十年以上，在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直属单位连续工作十五年以上的专职干部（包括招聘干部），由省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四十二条 对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六章 限制和处罚
第四十三条 年龄在法定婚龄以下结婚的为早婚。
早婚的，按距法定婚龄相差时间计算，一年以内的处以二千元罚款，一年以上的每相差一年（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增加二千元罚款。男女双方分别处罚。同时必须采取安全可靠的节育措施。
出现早婚职工的单位，由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通报批评，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取消单位本年度评选先进集体和文明单位资格，并对单位处以每例二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未经批准为他人鉴定胎儿性别的，对直接责任者及其单位主管领导分别处以每例一千元至三千元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伪造或弄虚作假发放结婚证、生育证、病残儿鉴定或其他证明的，视情节处以每例三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并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为他人做假节育手术和未经批准为他人摘取宫内节育器、做输卵（精）管复通术的，处以每例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并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个体行医者施行节育手术的，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每例一千元至二千元的罚款。
个体行医者施行恢复生育手术的，除按第四十六条处罚外，并吊销其执业许可证。
第四十八条 瞒报、漏报计划外出生人口统计数字的，每瞒报、漏报一人对单位负责人及直接责任者分别处以一百元至二百元的罚款，并取消单位和个人因此骗取的荣誉称号。
第四十九条 对未按规定时间发放生育证的直接责任者，责令立即发放，并处以每例一百元至二百元的罚款。
第五十条 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和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有关的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处以三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并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凡拒绝、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执行职务，干扰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扰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工作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批评教育，并视情节收取计划生育管理费：
（一）未按规定采取节育措施的。
（二）计划外怀孕的。
（三）未按规定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的。
（四）有关部门未按规定为流动育龄人口办理有关手续的。
（五）为计划外生育者提供条件的。
（六）单位出现计划外生育职工的。
未领取生育证生（养）育子女的，收取计划外生育费，并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前两款的具体处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依据本条例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收费或罚款一万元以下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决定，一万元以上（含一万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主管部门决定。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
又不履行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六条 依据本条例规定收取的费用，用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实行“乡收县管，财政监督”的管理办法。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1988年7月21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吉林省计划生育条例》同时废止。



1993年9月11日
试论律师与当事人间的信息能力及其不对称的效应

杨蕾（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本文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信息能力在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作用，并揭示出两者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及其危害，最后提出今后应在信息交往理性的指引下，加强信息公开、完善信息传递、提高信息劣势方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对抗能力、加强道德风险的惩罚等方面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弊病。
关键词：信息能力 信息不对称

引言
按照科斯第一定律：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但当我们从“书本上的法律”转向“行动中的法律”的时候，才发现，有人类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交易成本的产生与时空阻隔、人类经济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有关。从某种层面上讲，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这种交易，充分、有效的信息是理性交易的前提，因此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律师与当事人间的关系，从而对两者间的任何活动产生效应。
一、概述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信息能力
1、信息及信息能力
　　学术界对于信息定义的看法不但未能趋向统一，似乎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了。1972年有一位学者在论文中统计了1959——1971年间关于信息科学的理论，他发现有39种信息的定义，这些定义中除了都有信息概念之外，找不到共同之处。更令人惊讶的是，据说目前有文献可查的信息定义已超过200个。我国学者在从哲学上考察信息本质时，也是众说纷纭，提出了分布论、属性论、关系论、价值论、表征论等许多不同的观点。无论信息该如何定义，但依现实而言，当今世界是处于知识经济与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价值，信息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只有被人们有意识地加以开发、利用，才能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充分发挥作用，为人们带来价值，为企业、社会和人类创造财富。这就需要信息的拥有者具有一种能力，来发现信息、整合信息、运用信息……为企业特定的目标服务，并将这些信息提炼、升华为企业独有的知识体系，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并保持竞争优势，这种能力就是信息能力。
　　就信息能力在律师和当事人间关系的作用而言，双方存在着交往行为，理性的交往的平台之一是双方必须进行“平等”的话语（哈贝马斯语），信息互通即为这种平等话语行为创造了可能性，信息能力主要功能在于使双方的决策信息更充分、准确、分布更均匀；同时，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法律对其自身的信息失灵的克服则侧重于信息对法律的影响，因为法律如果不考虑信息问题，就可能会趋于无效。这一问题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中受到忽视。律师与当事人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基于信息视角进行阐释、处理。所以，在律师与当事人服务关系成立后，都必须具备起码的信息能力，这种能力即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时，需要充分考虑信息问题，可以直面信息问题或绕开信息问题，但不能对其忽视；只要保证具备信息能力，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与双方的交易都能有效，这不仅仅归为一个法律和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既然涉及到社会学的问题，则社会化必然使双方需要积极获取大量的信息，本文若将所有信息都一一阐明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故本文仅从律师与当事人双方获取对方信息入手，积极探求信息能力在双方关系中的价值。
　　2、律师要具备的信息能力
现实中律师的执业活动是“一种作为社会现象的实际存在”， 故“一个对社会学知识一无所知的律师是没有竞争力的”。 如果律师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客户的利益，就一定要考虑案件的社会结构。如何获得案件的社会结构，信息就成为其载体。信息能力贯穿于执业活动的若干阶段：从筛选案件；设计费用支出；选择参与案件的人员；决定是否要求庭外调解；选择法官、陪审员、审判地点；设计审判中的策略；当败诉后决定是认罪还是继续上诉等。
　　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可以根据纵向位置来预测和说明法律的量：法律的变化与等级成正比。” ，于是，一般律师在挑选案件时，充分发挥其信息能力，获取当事人的社会分层方面的信息。在同等因素下，社会分层较低的人比较高的人打官司取胜的可能性要小，因此，律师自然会选择代理社会分层较高的当事人。同时，“法律的运动方向预示并解释了法律的量：向下指向的法律多于向上指向的法律”， 这使的律师在搜取信息时，会考虑代理向下指向的原告与向上指向的被告。根据关系距离理论 ，“人们随着他们对他人的生活的参与程度而变化，这种参与程度界定了他们的亲密性或关系距离”，所以，律师一旦搜寻到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关系信息，则会选择代理与被告关系距离较远的原告、与原告关系较近的被告。在我国，深受传统社会的伦理精神的浸染，人们往往更多关注道德层面的正义，而忽略法律上的正义。于是，律师在代理案件时，即会从多渠道掌握当事人信息，利用所谓的“同情弱者”的理论，使自己代理的当事人是可能因为博取社会和法官的同情而胜诉。在律师收取费用时，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是律师的技能之一。我国在1997年取消了1991年的律师收费标准以后，我国的律师收费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计时收费、一次性付费、协商收费，根据法院判决赔偿的数额提成（又称风险代理）等等。受制于经济发展程度，计时收费往往在大中城市开展得较多，但在较为偏远的乡镇农村则不多见。头脑活络的律师在选择收费方式时，会事先掌握代理事务的信息，根据信息推测案件从法社会学看是不利的，尽管可能获得巨额赔偿，但由于败诉率较高，律师往往会选择不管结果一次性付费方式，而不会选择风险代理。但若案件的社会学和技术方面因素多很强时，律师一般会选择按风险代理方式收费。当然律师搜寻当事人经济、信誉、教育情况等个人信息，也是其代理费用顺利获得的保障，因为当今社会现实，依然有当事人故意拖欠或不给律师代理费的情况。 当然律师需要获取的信息是很多的，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变量，本文仅仅局限于其获取当事人的信息的一些方面。信息能力使律师在代理时，不仅仅依靠法律原理与执业技术等问题，就可以更清晰更有效的处理好代理事务及与当事人的关系。
　　3、当事人要具备的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不但是律师必须具备，当事人要想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值得对其重视。例如，个人或组织在接触律师之前也得掂量一下该纠纷的社会学方面的价值，其社会学方面的价值是需要通过信息获知的。通过对案件各种信息的了解，选择是否需要诉讼，这样就可以避免诉讼成本过高而导致的结果不合理等情况。同样，信息在当事人挑选律师时尤为重要：年长有经验的律师则会成为首选。而事业刚刚起步---尤其是女律师或者少数民族律师是难以得到当事人青睐的。当事人对于律师的信誉和执业经历、以及专业能力等信息的了解，是当事人与律师委托关系建立的前提和保证；当事人对于律师对案件的设计和处理、证据的搜集情况等信息的获知，保证的两者间的合作关系和学习关系。为了增加庭外调节的可能性，当事人可以选择和那些和对手律师关系很熟的律师；如果在法庭审理时有可能会遇到麻烦，选择律师时当事人应考虑与法庭关系密切的律师；当事人还应优先考虑聘请当地的律师，尽量不聘请外地的律师；对于上诉，比较妥当的措施是选择与上级法庭关系密切的律师……以上种种都离不开当事人获取信息能力的发挥。
　　但现实中，当事人寻求和接受律师服务过程中，当事人的信息搜寻活动往往遭遇以下阻碍:一，信息有价:首先是“机会成本”，指搜寻活动耗费的时间；其次是“交易费用”，指搜寻活动产生的交通、文印等费用。二，成本的付出并不必然导致收益的增加。信息是有层次性的，单位搜寻成本随层次的加深而增大；当搜寻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搜寻收益便开始递减；且随着信息逐渐趋于完全对称，单位搜寻成本趋于无穷大，可能远远大于因此而获得的收益。因此，追求信息完全对称是不经济的。三，律师服务高度个体化，服务质量受律师个人学历、经验、性格、口才、应变能力、社交网络等诸多因素影响，但这些信息均专属于律师本身，外界很难搜寻获得。四，律师和当事人之间除信息不对称外，还往往存在知识结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许多当事人在律师面前本身即是寻求帮助的“弱者”，而非纯粹的平等交易主体。当事人的信息搜寻活动面临诸多非法律梗阻。所以，在现实中，当事人的信息能力较之律师来说，是很微弱的，于是造成二者在接受服务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律师在追逐利益过程中频频违法，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遭到损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当事人与律师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效应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各主体之间分布不均。不对称信息，既是不完全信息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又是不完全信息产生和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源。所谓不完全信息，简要地说，即是指信息的不全面、不确定的状态。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或采取其他经济行动时，由于有限理性、获取信息成本太高等原因，不可能知道一切相关的知识，更不可能准确地预见未来，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任何经济活动所掌握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完全信息只是一种不断追求的理想化状态。不完全信息可以是对称的，但更多的是不对称（或非对称）的。可见，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即使当事人付诸信息搜寻也不能达到完全对称。
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律师的违法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律师行为往往就会偏离合法轨道。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
　　第一，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经济人”总是见缝插针，在收益与成本问题上绞尽脑汁，追求利润最大化。“卖方”占有信息优势，便可能蓄意抛高商品售价，或在正常价格下提供劣质商品。对律师来说，就可能滥用信息优势欺诈当事人，谋求非法利益。比如:当事人对律师执业资格的信息空白，导致了黑律师、实习生(实习律师)冒充律师、枪手律师及幕后律师的泛滥；对律师个人素质的无知，又形成虚假广告的生存空间；双方在案件难度、市场行情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又使虚假承诺、混乱收费有隙可寻；而当事人对律师代理活动的了解不足，更使偷工减料、草率行事、双方代理、串通对方当事人及隐瞒失误等违法行为得以滋生。
　　第二，发送虚假信号(signal).“当信息不均匀地分布时，不仅存在着对获取信息的刺激，而且存在着对传播信号的刺激。” 信息优势方会积极显示或制造市场信号，向信息劣势方传递其私人信息，力图证明其市场能力。在律师市场中，一方面是信息劣势的当事人尽力收集律师信息；另一方面，律师不会被动等待当事人的挑拣，他往往会主动出击，一边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的不良“质量”信息，一边大肆张扬甚至虚构自己的优点，声称自己是当事人的最佳选择；甚至还会编造事实低毁同行，变相地提高自己。违法宣传现象便因此产生。但囿于信息的不对称，当事人很难分辨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撒谎。尽管宣传广告是重要的信号传递手段，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认为，对理性的当事人而言，以下信号也许更具有吸引力:一，文凭和职称。虽然文凭和职称并不一定与能力成正比，但至少具有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和权威性;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信号中，往往更能得到当事人的青睐。二，经验和背景。如诸多律师均着力宣传自己的法官、检察官从业背景，或突出与司法人员、行政领导的家属、亲戚、同学、朋友等关系。三，经济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侧面表征事务所或律师的能力;因此，一些事务所或律师不惜重金租赁高档写字楼、印制精美宣传品、使用特殊电话号码，其实均是在向当事人发送“我很出色”的信号，吸引当事人的信任。
　　2、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行业危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律师在执业中就会通过道德风险和传递虚假信号而获取不当利益，当这种情况在市场上泛滥以后，则可能引发出整个行业的危机。
　　第一，交易费用的提高，社会资源的浪费。在律师与当事人交往的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学习和“搜寻”获得更多的有关律师或委托事务方面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改善其所处的信息劣势地位，进而完全与律师平起平坐，讨价还价。但搜寻并获得更多的商品信息是要付出时间和金钱的，也即是有成本的。而信息的不对称不仅直接导致了交易费用的提高，而且有时使信息费用高不可测。这样，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交易很难达成，律师与当事人间信任委托关系难以成立，也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
　　第二，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竞争规律受到扭曲。在人们进行交易时，商品的质量是消费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不了解商品的质量，真正了解商品质量的只是商家，也就是说在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消费者并不拥有市场商品质量的真实信息，他们无法辨别哪个商家说的是真话，哪个商家说的是假话，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估计决定购买数量和支付价格。在好商品和次商品被消费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时，次商品在成本上具有优势，从而有可能在销售上占有优势。当消费者发现所购商品并不如原来想像得那么好时，他们就会进一步降低对市场上商品质量的估计水平，降低愿意支付的价格，如此循环反复，就有可能将成本高的好商品淘汰出市场，留下的是次品，这就是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这时的市场也被称为“柠檬市场”在律师服务市场中，“柠檬效应”其实已经在某些地方初露端倪。其一，在价格竞争方面，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某些律师拥有非法资源而使代理成本低廉，或企图在代理过程中偷工减料，或纯粹打算骗取代理费，故敢于恶性杀价，导致当事人调低价格预期。其二，某些当事人成为虚假宣传、道德风险行为的受害者，产生对律师的普遍不信任，也会调低价格预期。结果便是: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律师为避免入不敷出，不得不调低服务水平，真挚选择退出。市场上律师服务的总体水平降低，大量投机分子、“黑律师”、诈骗分子混迹其间。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的本质是当事人与律师的利益、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间的对立、冲突。但正是由于未能妥善处理好这些利益冲突，使当事人和律师的防卫理性都有多增强，而不断的进行交易方案的调整，最终影响整个律师服务市场的交易规则，危及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市场中大多数主体的利益。
　　三、解决之道---树立信息交往理性
　　律师与当事人间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是指在提出“适当要求”的基础上谋求对方的认可，并根据理解达成协议的行为。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它是行为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交往行为在三个方面对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一，它使意见“沟通”成为可能，从而能继承和更新文化传统；第二，它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第三，它使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成长，成为达到个人人格同一性的“社会化”的基础。哈氏强调，真正的理性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并且通过“沟通行为”将人们从社会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可能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对话一交往行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律师服务于当事人的行为，正是这种通过“沟通行为”、为需要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服务，具有内在理性的“交往互动过程”体现在律师与当事人间法律服务过程中。故此，针对当事人与律师间信息不对称及其效应来看，两者必须进行沟通，进行信息交往，才能尽量避免律师的违法行为和行业危机等的出现。在信息交往理性的指引下，加强信息公开，完善信息传递，提高信息劣势方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对抗能力，加强道德风险的惩罚，就应当成为改进的方向：
　　第一，信息强制公开和完善信息传递。可以公开的信息主要包括包括：（1）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资格、资质、执业年限、执业地域，律师个人性别、年龄、兼职情况，律师事务所注册资本、律师人数、分支机构情况等。（2）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纪记录。目前深圳、吉林等地已有类似试点 。同时，对于“逆向选择则”则要进一步完善信息传递方式，主要又包括以下两方面:（1）多渠道化，确保当事人能多途径获知律师信息。目前可行的渠道包括: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级律师协会。实践中某些地方法院、检察院也有类似设置 。（2）方便化，让当事人能顺畅使用公开信息。目前主要有媒体公布(曝光)、电话查询、网络公布兼查询等方式，应该说还是比较方便，但缺陷在于大多当事人均不知有此渠道。第二，发展实施能力评介和信用评介的中介组织，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律师行业最特殊处在于:律师能力高度个体化、综合化，受律、币个人学历、人格、经验、社交网络、应变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很难进行量化评估。因此，笔者建议参照人力资源领域的“猎头”，公司体制，发展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进行能力评介和信用评介的中介组织。由该独立的第三方来收集律师信息(如学历、既往案例、科研成果、从业背景等)，客观公正地评价律师的专业优势、个人能力和信用记录，并有偿披露给当事人。第三，发展当事人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功能，平衡律师与当事人的力量对比。律师之所以敢于实施道德风险行为，部分原因在于当事人力量过于弱小；且一般当事人打官司都是偶然的，不是律师的长期客户，双方几乎没有再次合作的可能，律师可以在该“一锤子买卖”中算尽心机。但是，若诸多当事人联合为行业协会(如消费者协会、货代协会、出租司机协会等)，不仅实力增强，在整体上也成为任何律师都想竭力拉拢的重要客户，律师将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且，一旦协会成员遭受律师违法行为的侵害，协会可以对该律师进行集体抵制。第四，加强对律师违法行为的惩罚。否定评价和强制制裁永远是对付违法行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司法部2004年初颁布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就对21种律师个人违法现象、23种律师事务所违法现象进行了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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