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加蓬关于经济技术合作问题的会谈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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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关于做好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的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省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灾后恢复重建事关灾区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灾区长远发展，任务繁重而艰巨。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3〕28号），按照创新灾后恢复重建体制机制的要求，充分发挥金融职能作用，现就金融系统做好芦山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金融支持与服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抓紧恢复灾区金融服务功能

（一）抓紧恢复灾区基本金融服务功能。灾区各金融机构要在保证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尽快修复因地震灾害受损的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基础设施。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通过设立流动网点、搭建帐篷等设立临时服务点，合理布放ATM、POS等机具，尽快恢复金融服务功能。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延长营业时间，适当减免客户账户查询、挂失和补办、转账、继承等业务的相关收费。

引导投资者采取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等非现场交易方式进行证券交易。结算公司、开户代理机构、证券经营机构、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等单位适当减免灾区证券持有人的证券账户卡挂失与补办、证券查询等涉及的相关费用。

保险机构要主动深入灾区，增加赔付网点，积极主动为受灾群众提供便捷的保险理赔服务。要主动联系灾区保险客户，全面排查客户投保及损失情况，对于符合条件的赔付，加快理赔进度，提高理赔效率，配备专门人员，做好理赔服务。适当减免保险客户延迟报案、保单补发等相关费用。

各金融机构总部要协调本系统资源，组织做好灾区分支机构办公场所修复、重建工作。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到灾区设立分支机构。优先并加快审批符合条件的灾区金融机构基层网点迁址、重组。认真做好金融机构的安全保卫工作，切实保护好金库、保险箱等重点场所、设施，确保现金安全，严防各类针对受灾地区金融服务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保障支付清算、国库、证券交易和邮政汇兑等系统安全运营。确保支付清算、国库等系统通畅运营，保证救援和捐赠资金及时划拨到位。充分发挥国库资金划拨渠道安全便利的作用，实现救灾补助资金点对点发放，保证救灾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给受灾群众。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提高工作效率，做好救灾款项的支付清算服务，确保救灾款项第一时间到达指定收款人账户。减免各金融机构通过支付系统办理赈灾款项汇划的费用，确保各项捐款迅速汇往灾区。支持证券期货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服务，帮助灾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强灾难备份中心、中心机房等建设，强化对交易、结算、通信系统的安全维护。尽快恢复和完善灾区邮政汇兑系统，发挥其贴近基层群众的服务优势。保险公司要保障受灾地区分支机构的核心业务和财务系统恢复和安全运营，确保灾区客户正常申请投保、理赔和保单质押贷款等业务。

（三）加强灾区现金调拨和供应，确保灾区的现金需求。灾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灾区现金供应，加强对灾区现金流通、供应状况的监测分析，加强发行基金调拨管理，充分利用跨行政区划就近调拨发行基金的工作机制，确保灾区现金供应。各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发行库提取现金不受次数限制。灾区各金融机构要全力做好资金调拨，想方设法保障受灾群众的存款支取。对于持有有效存款凭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及时办理。对于有效存款凭证缺失，但存款人可以提供其他有效证明信息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向其先行支付5000元以下的现金。对于其他可能出现的各类特殊情况，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银监局要及时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迅速做出反应，提出安全可行的解决办法。保险法人机构要向受灾地区分支机构调拨专项资金，确保灾后赔付、机构修复重建的资金需求。

（四）做好受灾群众金融权益确认工作，确保客户信息安全。全力保护好客户和金融机构各类业务数据和交易信息，尽快恢复备份数据。对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确认的罹难和失踪人员名单，严格确认客户身份信息，并及时核对相关债权债务基本信息，依法确认和保护遇难者账户资金、金融资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对遇难者财产要通过适当方式告知其亲属，为遇难者亲属办理遗产继承、财产代管、保险理赔等提供周到、便利、快捷的各项金融服务。

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灾区的信贷投放

（五）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灾区实施倾斜和优惠的信贷政策。根据灾区恢复重建的实际需求，增加对灾区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对灾区金融机构发放的支农再贷款在现行支农再贷款利率基础上下调1个百分点，重点用于支持受灾地区农房重建。对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执行倾斜的准备金政策，下调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适当调整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宏观审慎政策参数，支持增加灾区恢复重建的信贷投放。各金融机构应根据灾区需要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和投放节奏，全国性银行机构要切实加大系统内信贷资源调剂力度，对灾区信贷需求优先支持，将信贷资源向灾区适当倾斜，积极支持灾后重建。

（六）优化信贷结构配置，着重加强对灾区重点基础设施、中小企业、“三农”和因灾失业人员等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和风险可控原则下，对灾后重建中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灾区支柱产业以及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等有收入来源的受损公共设施修复的贷款需求及时给予必要支持。对灾区吸纳就业强、产品有前景、守信用的中小企业，通过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支持力度。支持灾区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积极发展适合灾区农村特点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和小额贷款公司。鼓励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宽农村贷款抵押担保物范围，发放面向灾区农户的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灾区推动创业促进就业工作，对灾区因灾失业人员自主创业或吸纳灾民就业达到一定人数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扶持。现有的扶贫贴息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向灾区适当倾斜。同时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防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落后产能及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向灾区转移，支持灾区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配合财政贴息政策，做好灾后恢复重建贴息贷款发放工作。保险机构要为灾区客户提供利率优惠的保单质押贷款服务，并减免保单复效利息。

（七）对灾区实行住房信贷优惠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农民自建住房贷款，用于农民重建和修复因灾损毁住房。对于有地方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担保公司（或担保基金）提供全额担保以及借款人提供完全符合银行要求的抵押物、质物的农房重建贷款，其贷款利率下限可按贷款基准利率的0.6倍执行，具体利率水平由金融机构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农户收入状况与特点，提供灵活多样的贷款偿还方式，减轻农户前3年的本金偿还压力。

降低地震灾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和首付款比例。灾区居民在灾后购置自住房的贷款利率可适当下浮，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6倍，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0%，具体利率水平和首付比例由商业银行根据贷款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档次均优惠1个百分点。

（八）引导金融机构区别对待因灾不能还款的个人和企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考虑到受灾地区群众和企业的实际困难，对灾区诚实守信的借款人灾前已经发放，灾后不能按时偿还的各类贷款，在2014年6月底前，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为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信贷支持。对借款人主动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将还清贷款的相关信息及时补录入人民银行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及时将上述措施以信函或公告等方式通知借款人。

三、发挥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功能，引导各类资金支持灾后重建工作

（九）支持灾区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债券市场募集灾后重建资金。鼓励符合条件的灾区企业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等募集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所需资金。支持灾区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用于补充资本金，发行普通金融债券等扩大灾后重建信贷资金来源。

支持灾区中小企业发行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鼓励探索中小微企业债务融资产品创新，并积极协调有关中介服务结构，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灾区中小企业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对于灾区符合“真公司”、“真资产”、“真项目”、“真现金流”、“真偿债”、“真支持”原则的融资平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严格规范信贷管理、加强风险识别和管理基础上，支持其融资用于灾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灾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用于灾区保障房建设。鼓励开展针对灾区重建发展的直接投资和集合理财、专项理财业务。

（十）支持灾区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和重建发展。在符合法定条件下，优先安排灾区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公司再融资。优先审核拟将募集资金投向灾区恢复重建和生产的公司融资申请。支持灾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设立灾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专门审核小组。鼓励全国其他省（区、市）上市公司参与灾区重建，以“资产认购股份”等方式将灾区上市公司急需的恢复重建物资、设备等资产注入灾区上市公司。支持适当减免灾区上市公司的上市年费等费用。加强对灾区企业的上市培育服务，推动符合条件企业的上市。

（十一）积极引导保险机构参与灾后重建。引导和支持保险机构优先认购灾区优质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鼓励和引导保险资金优先投资灾区的交通、能源、环保、水务、市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支持灾区基础设施重建工作。加大保险产品创新力度，积极支持为灾后重建提供工程、财产、货物运输、农业以及建设人员意外健康等各类保险，并给予费率优惠。针对受灾群众尤其是孤儿、残疾人、鳏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开发专门的年金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养老保险等产品。

四、加强灾区信用建设，做好灾后风险的防范处置

（十二）依法维护金融债权，促进灾区信用体系建设。依法加强监管，密切监测灾区金融市场运行，保持市场正常运行秩序。采取切实措施有效防止随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防范冒用他人名义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等证明文件非法侵占他人财产权益。做好灾区信贷统计、征信和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工作，为灾后恢复生产和重建提供有力保障。

（十三）加大对灾区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处置。金融机构要切实做好受损资产的清理和管理工作，全面摸清信贷资产和自身固定资产的损失情况。积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及企业对因灾形成的不良债务实施有效重组。对于符合现行核销规定的贷款，按照相关政策和程序及时核销。对于不符合现行核销规定条件、但企业和个人确有还款困难的贷款，根据实际损失情况和偿债能力，按照区别对待、平等协商的原则，做好债务重组安排，促进其尽快恢复生产和正常经营。要科学估算债务资产损失情况，提早预估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和受灾企业恢复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

本意见中的灾区范围是指由民政部认定的极重灾区和重灾区的行政区域，有关金融支持和服务措施暂定执行至2016年6月20日，另有明确要求的除外。

请人民银行灾区分支机构会同当地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派出机构加强组织协调，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 　　

银 监 会

证 监 会

保 监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浅析犯罪数额的法律适用

刘亚利


　　犯罪数额对于划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刑法中并没有关于犯罪数额概念的规定。理论界对此也争议较大。刑事犯罪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有关犯罪数额方面的立法作出进一步的完善。
　　一、简化犯罪数额标准的表达形式
　　我国现行《刑法》主要以概括型、具体型、并列型和隐含型四种方式来规定犯罪数额标准，并且使用大量的司法解释作为刑法典的补充，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清晰的犯罪数额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外国刑法，简化对犯罪数额标准的表达形式，在刑法总则中作概括性规定的同时，在刑法分则中的注释部分对什么是“数额较大”，什么是“数额巨大”的标准一一作出解释，以一个基准数为出发点，确定犯罪数额的统一标准。
　　二、将概括型的犯罪数额具体化
　　我国刑法对犯罪数额一般是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概括性词语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或者刑罚适用条件。这种概括型的犯罪数额只有一部分由司法解释予以具体化，很大一部分既没有具体的数额标准，也没有确定具体数额的原则、参照的标准和计算方法，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空白。从现有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概括型犯罪数额进行具体化规定的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部分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这就导致犯罪数额标准不尽统一。笔者认为,将犯罪数额具体化应是刑法修改过程中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对刑法规范的理解不统一。因此，应该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来解决。
　　三、科学确定犯罪数额的具体标准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难以规定统一的具体数额标准。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俄罗斯刑法典以“最低劳动报酬”为参数的做法具有明显特色。“最低劳动报酬”是一个变量，国家通常根据下列因素确定和调整最低劳动报酬：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以及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以超过“最低劳动报酬”一定倍数为标准来界定犯罪数额，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有效避免具体数额标准的僵化、滞后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8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刑事立法可以此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已经建立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对我国刑法典中有关数额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从而让这个标准既切合实际，又能与时俱进，保证空间与时间的相对性。具体设想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现行刑法典中有关各类犯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括性规定统一进行立法解释，具体规定为最低工资的一定倍数。这个“最低工资的一定倍数”应当是在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参照全国各地法院的判决资料以及有关测试数据来确定。只有这样，犯罪数额标准才有可能是科学的和有实际意义的。
　　四、理清数额与量刑、情节的关系
　　1、定罪与量刑的关系
　　目前在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的关系上依然存在着较大争论，主要是定罪数额是否可以成为量刑数额，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否定的观点认为定罪数额不能成为量刑数额，由于量刑数额是在犯罪成立后才对该案量刑起影响作用的数额，所以如果某一数额在定罪时予以适用，则不能再作为量刑数额，否则就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1肯定的观点认为，定罪数额同时也属于量刑数额，至少存在交叉关系，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定罪数额、定罪事实、犯罪构成要件三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2笔者认为肯定者的分析是合理的，定罪数额可以是量刑数额。以盗窃罪为例，2000元既是定罪时“数额较大”的标准，又是量刑时“数额较大”的依据。定罪数额是一个临界点，量刑数额反映的是偏离这个临界点的幅度。具体生活中发生的犯罪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仅仅用犯罪数额来衡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片面的，其他与犯罪有关的情况也可以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所以我们主张尽量避免单纯以犯罪数额论罪，应同时考虑犯罪行为其他方面的因素。
　　2、数额与情节的关系
　　数额是情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数额并不等同于情节。情节除包括数额以外，还包括犯罪的主观动机、客观表现及其后果、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其他影响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因素。我们应当明确，犯罪情节就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并进而影响定罪和量刑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在这种意义上，犯罪数额就是一种犯罪情节，犯罪情节的范围应当大于犯罪数额。笔者认为，犯罪数额确实是侵犯财产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表现，但是行为的其他方面情节也不应该忽视，应尽量将数额与其他情节因素并列规定。从表现形式上提高情节地位，弱化“纯数额论”。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