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辖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建设征用和划拨、出让土地审批权限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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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贸委《关于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意见》，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国有企业改革是199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政府工作的突出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认真总结改革试点经验，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把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
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做好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和职工再就业工作，务求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方面取得实效。
国务院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关于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意见

（国家经贸委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认真总结改革试点经验，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把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搞
好大的，放活小的，做好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和职工再就业工作，务求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方面取得实效。为此，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认真总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经验，抓好各项企业改革试点工作
（一）认真总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经验。国务院确定的1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为探索企业改革和企业制度的创新积累了经验，试点工作1997年底可以告一段落，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深化、完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
。
（二）抓好若干城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以下简称试点城市）由58个扩大到111个。各试点城市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4〕59号）和《国务院关于在若
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1997〕10号）（以下简称《补充通知》），积极推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和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并把这些工作与企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
优胜劣汰机制。
（三）进一步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国务院确定的大型试点企业集团由57家扩大到120家。要按照《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15号）要求，重点抓好这批大型企业集团，连结和带动一批企
业的改组和发展，促进结构调整，形成规模经济，提高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率和效益，积极发挥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请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完善和解决推动大型企业集团发展壮大的有关政策措施。
（四）继续抓好国务院确定的3户国家控股公司试点工作。要按照国务院对航空工业总公司、石油化工总公司、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进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方案的批复，抓紧制定公司章程，落实试点实施方案，切实转变职能，转换机制，调整结构，落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改善内部管
理体制。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办法。
二、搞好大的，放活小的，促进结构调整
（一）抓好1000户国有大中型重点企业。首先着重抓好已经国务院确定的512户国有大中型重点企业（以下简称重点企业）。国家技术进步等有关政策的实施和企业改革、扩大企业外贸经营权等试点，将优先选择重点企业。
1．要尽快明确新增212户重点企业的主办银行，重点企业与银行协商签订银企协议，落实银行和重点企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银行和重点企业要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资金到位率和使用效益。
2．重点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搞好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经营管理工作。
3．在发行企业债券和选择上市公司时，要优先考虑重点企业；重点企业适用《补充通知》有关企业兼并的政策。
（二）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和破产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步伐。
1．国有小企业改制、改组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必须经过严格的资产评估和审核，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转让收入要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专项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资本金注入。
2．各地要加强对国有小企业改革的政策指导，及时总结交流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和经验；同时，建立、健全国有小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国有小企业提高专业化水平，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的发展路子。
三、切实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
切实贯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在转换机制、调整结构的前提下，加大技术改造力度，逐步提高技术改造贷款在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中的比例。强化资产存量重组，促进结构优化与升级。在技术改造项目及贷款安排上，要坚持择优扶强的原则，集中财力，重点扶持领导班子好、转换
经营机制好、市场前景好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积极研究实行技术改造资本金制度，促进技术改造投资方式和投资来源多样化。逐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加强和完善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增强企业投融资的风险责任，防止盲目的重复建设。组织实施技术创新计划，加速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开发和应用，加速建立、健全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对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以下简称“双加”）的一期工程，组织实施“双加”二期工程，促进支柱产业上水平。
四、进一步加强企业经营管理
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不仅是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为此，必须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一）学习邯钢经验要抓住实质。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业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学习邯钢经验，抓住邯钢经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职工群众，坚持‘三改一加强’方针，按照市场运行机制的要求，建立‘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管理体制”的精神实质，把学邯钢抓管理
推向深入，真正把邯钢经验学到手。
（二）企业要切实转变观念，真正面向市场，了解、研究和开拓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视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坚持以销定产，做到优质低耗、产品适销对路。要认真贯彻执行《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严格财会纪律，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营效率。
（三）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实施的《质量振兴纲要》，全面加强和改进质量管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要把质量和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提高市场占有率、资金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狠下功夫。
（四）要从严治厂。企业要强化管理的基础工作，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基础管理、专业管理、现场管理等方面，实施精细管理、零缺陷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要建立责权利相结合、量化的责任体系，切实严格考核，做到奖罚分明。
五、多渠道增资减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抓好扭亏增盈和解困工作
（一）多渠道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继续做好“拨改贷”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工作。逐步将1988年以后的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运用本级财政资金，解决一些骨干企业资本金不足的困难。国有企业要将税后利润
的一定比例用于补充生产经营资金；要将新产品开发费、资产重估增值和加速折旧增提的资金、财政返还的所得税等，优先用于补充生产经营资金。对于产品有市场、但缺乏技术改造资金的重点企业和大型试点企业集团，可以有选择地通过改组、改制为上市公司，筹集发展资金。
（二）坚决治理对企业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行为，切实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抓出成效。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评比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厅字〔1996〕10号），坚决制止对企业

的乱评比活动。
（三）继续落实国有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目标责任制。对亏损国有企业要继续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制，分别负责所主管企业的扭亏。要总结推广煤炭行业减人增效、扭亏增盈工作的经验。各行各业都有一批经营管理好、经济效益高的企业，要认真总结和推广这些企业的经验。
解决好部分特困企业职工生活困难。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解决部分企业职工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中办发〔1996〕29号），健全解困工作领导责任制，进一步落实现有的解困政策措施，采取多种途径筹集帮困资金，解决好困难职工的基本生
活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六、搞好点面结合，推动面上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在推动国有企业各项改革试点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引导面上企业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坚持不懈地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对按照《国有企业财产监督
管理条例》规定，向国有企业首批派出监事，组成监事会工作的经验要认真进行总结，并完善有关配套文件。制订规划，抓紧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分批委派监事，组成监事会，实施对企业财产经营管理的有效监督。
七、推进配套改革，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
（一）各地要积极探索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有效途径。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积极推进职工再就业工程。要积极采取财政、社会保险、企业、个人合理分担的办法，解决分流、分离的经费问题。
（二）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多层次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和再就业服务队伍，多渠道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努力提高失业人员、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程度。各试点城市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离企业办中小学校等社会职能的探索。
（三）逐步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促进政企分开。
八、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一）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加强职工技能培训。

鼓励职工敬业爱岗，艰苦创业。要尊重职工群众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要把考核和建设企业领导班子放在突出位置。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对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进行一次普遍、认真的考核与评价，要抓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重点抓好严重经营性亏损的、以及职工意见比较大和问题比较多的企业领导班子。把那些政治思想素质好、有事业心、具有开拓

精神、善于决策和管理的人才，充实进领导班子。加强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对领导班子的民主评议和监督。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企业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



1997年5月23日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
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
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
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
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