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社团管理司关于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及各地联社登记问题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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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真的是法律空白？



在社会日益文明进步的今天，七成以上女性遭受过“性骚扰”而无法得到法律保护，难怪“性
骚扰”成为二00二年十大法律热门话题。

2001年西安童女士、2002年武汉何女士、2003年北京雷蔓女士，三起“性骚扰”官司闹得全国
上下沸沸扬扬，奇怪的是，这三起官司起诉的案由并没有一起是“性骚扰”。最高人民法院2
000年10月30日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规定有三百种民事案件案由，其中
并没有“性骚扰”这一说，与之最相近的恐怕只有第216项的侵犯名誉权。西安童女士起诉时
法院以侵犯名誉权立案，武汉何女士起诉时虽然律师以侵犯人格权起诉，但由于找不到侵犯人
格权这一案由，法院依然是以侵犯名誉权立案，北京雷蔓“性骚扰”案的案由同样是侵犯名誉
权。

“性骚扰”案从立案就遇到麻烦，更不用说取证难、找证人作证难、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难，报
上说浙江2291万女性无人投诉“性骚扰”是隐忍在作怪。“性骚扰”官司这样难打，不隐忍也
难！难怪全国到现在为止也就那么几起。于是很多人认为法律对“性骚扰”规定是一片空白，
应该启动立法程序，制定〈〈反性骚扰法〉〉，或者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
骚扰”的内容。

中国是不是真的迫切需要出台一部〈〈反性骚扰法〉〉，我认为不见得。首先，“性骚扰”概
念尚未明确，它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哪些“性骚扰”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哪些应该归
为刑事制裁或行政处罚范畴这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还未讨论清楚，如果匆促立法最后因法律不
完善而不停地修改甚至废止，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其次，法律大多调整某一方面的法律关系而
非规范某一行为，对“性骚扰”还未达到需要由专门法来调整那样严重的程度，国外也没有反
〈〈性骚扰〉〉单行法规的先例。第三，如果在保护女性权益的法规中对“性骚扰“作出规定
，以后出现女性骚扰男性的案件怎么办，会不会又出现新的无法可依？

时下，“性骚扰“立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的一家之言并不是无视七成以上女性曾遭遇“
性骚扰”的事实，并不是说法律对妇女权益被侵害表现无奈。作为全国首例“性骚扰”胜诉案
的代理律师，我不认为法律对“性骚扰”的规定是一片空白。当前，我们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
是匆忙立法，而是如何在现有法律中找到惩治“性骚扰”的依据，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让“
性骚扰”案立案时有案由可立、判决时有法可依。

在现有法律中为惩治“性骚扰”找到法律依据并不困难，只要我们承认人格权中有一新的权项
----人格尊严权。

公民的人格权内容是随着社会文明进步而不但丰富和发展的，荣誉权、隐私权等都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产物。“性骚扰”案件在立案、判决、赔偿依据诸多方面之所以遇到一系列难题，是因
为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它到底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

如果说“性骚扰”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它侵犯的是什么权利？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现
有“性骚扰”案件立案的案由都是侵犯名誉权，侵犯名誉权以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为前提，但
“性骚扰”行为大多发生在隐蔽场所，实施骚扰者不张扬，不会损害受害人的名誉，对这些受
害者而言，要想拿出名誉权受损的证据，打赢名誉权纠纷官司万分困难。虽然性骚扰行为有些
也表现为接吻、拥抱、抚摩甚至轻微暴力，但绝大多数行为并未直接伤害他人的身体，要想拿
出侵害身体权的证据也同样困难。

性骚扰侵犯他人人格权多种多样，对异性触摸搂抱，侵犯其身体权；宣扬与异性有特殊的男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武汉、九江、芜湖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的决定

（1991年10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的关于提请批准武汉、九江、芜湖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的议案，决定批准将武汉、九江、芜湖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今后，我国再有其他内河港口需对外国籍船舶开放时，授权国务院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