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劳动安全卫生监察奖罚试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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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否继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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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分别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实效性和逻辑性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质疑，并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对新时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重塑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坦白、抗拒、沉默权、选择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曾几何时，这一刑事政策的出台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司法理念的革新和法治的不断完善，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载入宪法，于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被推到前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存续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质疑逐渐凸现。
一、几点置疑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
所谓“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发现后，在被传唤、讯问时，或者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或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从宽”顾名思义，应当是量刑时的宽大处理，具体应当包括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三种情况。所谓“抗拒”，系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如实回答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的讯问，采取不予配合的态度，它包含不坦白和假坦白两种情形。“从严”即为从重、加重处罚。
根据我国新刑法就量刑问题的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情节、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论处。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原则中普遍推行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纵观我国的刑法总则，对量刑规定的条款主要在第四章，其中明确规定将自首和立功作为法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形成了健全的“自首立功制度”。但是该章节并未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坦白亦或是抗拒）明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故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能将其列入酌定情节予以考虑，由于新刑法修改了原刑法59条第二款的规定，取消了一般法院酌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权力（除非因案件特殊情况，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自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既然现行的刑事法规中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从宽”和“从严”都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实效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因为它曾经陪伴中国司法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在威慑罪犯心理、加速案件审理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它的意义和影响从几代垂髫小儿玩游戏的雷同口号中可见一斑。
然而，在这一政策一次又一次的被反复适用的过程中，也同时一次有一次地被扭曲，被滥用。以至于在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了这样的说法：“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样的一种歪曲的形态反映了一种司法的“悖论”：国家鼓励坦白，但坦白后将被定罪，并可能判处重刑；法律禁止抗拒不供，可那些无视法律的奸猾之辈却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逍遥法外。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既然坦白不一定从宽，抗拒也不当然会从严，那么，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则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误导或诱导。坦白从宽就成了变相的诱供，抗拒从严即成了逼供的翻版。
　 也就是说，这种“悖论”造成司法人员的一种道德困境。法律和司法伦理禁止对任何被讯问人的引诱和欺骗，以不合法并违背司法伦理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在法律上无效。而回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我们的司法人员以“从宽”来感召嫌疑人坦白，“从宽”的许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如明示的、暗示的、模棱两可的，但最终却不能兑现这种宽缓的承诺时，它在客观上就等于诱供和骗供。许多案件没有口供定案十分困难，被告可能因此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司法人员为实现办案效益往往容易作出较大宽缓的许诺以最大限度的获得口供，但嫌疑人供述后所实现的从宽幅度比较有限，甚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许诺与实际后果明显脱节，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到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了。
长此以往，“司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造成了审讯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采取过多不合实际的许诺，但最后往往不能兑现。保全了一个案件的认定，却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在这背后牺牲的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威严严重缺失，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何以承受。显然该政策的施行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问题。
（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逻辑性”
“坦白”与“抗拒”都是在“有罪推定”原则下的表述，也就是把每个犯罪嫌疑人潜规则里设定为“罪犯”，而现代司法文明是主张“无罪推定”的，是把嫌疑人假定为无罪的基础上推理、判定。当前我国刑法已将“无罪推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么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引导下，对一个未经法院宣判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所谓的“坦白”和“抗拒”又从何而来呢 ？
既然坦白和抗拒是以有罪推定为前提的，那么从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大前提出发，推出的结论又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新形势下的重塑
经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该政策无论在形式的合法性或是现实的有效性还是内在的逻辑性方面都存在诸多缺陷。继续适用无疑是不可取的，故笔者建议对其做如下调整：
㈠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允许保持沉默。
取消现行刑法第79条规定的“如实供述”义务，立法明文规定赋予当事人“有限的沉默权”。 即笔者认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的陈述，但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其真实意愿的陈述，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压力所做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充分告知其各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后，由其自由选择如实供述或沉默。无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应当是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当然，对于选择坦白的，我们应当给予鼓励，但对于沉默的，也同样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现代法治理念承认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不得强迫人们自证其罪”，我国于１９９８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心理趋势，即便自己犯了罪，也会不自觉地隐瞒或者抗拒不说——这是人类自保的天性，司法应当尊重这种天赋的人权。
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指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现在，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沉默权”已经被很多国家的法律认可。沉默权的实质，就是尊重人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㈡在法条中明确将“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笔者以为，自首的实质应当是坦白的一种特殊情形。即在特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形下的坦白，被我们在立法上界定为自首。由此可见，“坦白从宽”也应当作为“自首从宽”的逻辑延伸，即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体现立法者对此项立法的初衷。 对坦白者之所以要求从宽处罚，一方面是因为到案后能够坦白表现了犯罪嫌疑人对法律的归服，以及其改恶向善的意愿，则相对与负隅顽抗，甚至故意编造谎言误导侦查工作的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更易于改造，使用较轻的刑罚即可能达到刑罚目的；二是因为坦白行为协助了司法，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减轻了公诉方的证明责任，同时保证了诉讼效率，为此需要对坦白者予以法律上的褒奖，并因此而对其他违法犯罪者作出感召。坦白认罪是悔过的前提和改造的起点，坦白交待犯罪事实对司法目的的实现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由于自首与坦白同样以向司法机关交待犯罪事实为其基本内容，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在其交待犯罪事实的主动性上，由于自首者具有的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作用，一般情况下可以从宽幅度大一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坦白者的从宽处理。正是由于坦白者在主动性上存在的欠缺，笔者认为对坦白者的从宽处理也应有一定的限度，与自首从宽应有所区别。即对与能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坦白者给予在法定刑范围以内的从轻处理，而不能享有减轻处罚的权利。
㈢明确规定对“假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承前所述，我们已经肯定了“赋予并应当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观点，即立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其自由选择“不坦白”，但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行使沉默权，就应当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不得以虚构的事实情节进行欺骗以规避法律的制裁。既然国家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权，给予了对其基本人权的保障，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当对等的尊重国家的法制，要么明示将保持沉默，否则就意味着愿意接受讯问并如实回答。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这种选择权是非此即彼的。也就是说当事人故意编造假口供应当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假坦白行为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是对坦白从轻政策的必要补充。
实质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假坦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原犯罪行以外的另一个恶劣情节，其实质是误导了司法工作人员，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还可能导致其他一系列相关的不良影响。但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如果该行为只能作为一个应当加重处罚的情节，而并没有构成新的犯罪，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笔者以为只应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给予从重处罚，不宜加重法定刑。
（四）在证据制度上实现转轨
如果说立法来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是在治标，那么改革证据制度就是“治本”。由于案件证据现实存在的有限性以及这些证据暴露程度的有限性，加之我们侦查、调查能力的局限，在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依据充分证据定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代（即国外诉讼法称为内部证据）是案件定案证据中的基本的甚至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我国要从“重口供”到“重证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在立法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已经提到，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能定罪，没有口供，但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有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一度成为“证据之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司法领域，我们的办案方式也将向多元化发展，从各个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证据，注重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不在囿于言辞证据的羁绊。重视外部证据的收集和证据规则的运用，应当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前不久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零口供”办案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结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该休矣！该政策从一个“有罪推定”的错误逻辑大前提出发，既没有取得现实的有效性，也不具有合法性，八字原则的退位，让我们听到了我国司法文明前进的脚步声，折射出社会文明的嬗变与趋新。在现代司法文明日益彰显的今天，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行使司法权利的同时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让宪法精神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诠释。　


参考书目：

1、 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
2、 王金利《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实现》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3月18日
3、 朱凯《试论“零口供规则”与“沉默权”的本质区别》北大法律信息网
4、 金泽刚《沉默权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实选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人大常委会


洛阳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2004年9月4日洛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4年9月25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2004年10月10日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自2004年12月2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条例。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市、县（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的交通、城建、规划、农机等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负责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第四条 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和车辆的管理工作，健全交通安全责任制，履行下列义务：

（一）建立对本单位所属机动车的使用、保养、维修、检查制度，保持车辆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二）教育所属人员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减少交通违法行为，预防交通事故；建立对本单位专职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制度；

（三）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实现交通安全目标。

第五条 每年12月2日为本市道路交通安全日。

第六条 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机动车临时牌证，临时牌证的有效期限最长为二十日。

第七条 在本市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悬挂号牌，不得倒置、遮挡；

（二）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厢后部喷印本车号牌放大号码；

（三）大、中型长途客运机动车驾驶员一侧车门喷印准乘人数和经营单位名称；

（四）出租汽车驾驶室两侧车门喷印经营单位名称；

（五）备有有效的灭火器具、反光的故障车警告标志；

（六）车身两侧的车窗和前后挡风玻璃，不得张贴、喷印妨碍驾驶视线的文字、图案，不得使用反光遮阳膜；

（七）车灯上不得加装、改装、粘贴易造成他人眩目或者影响安全行驶的装置、反光膜。

第八条 对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书面通知机动车所有人办理注销登记，必要时可以公告通知。

大型客、货车及其他营运车辆按规定报废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派人到现场监督车辆解体，并制作解体笔录。报废车辆的车身、发动机应当作破坏性解体。

第九条 城市道路发展规划的编制，应当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参加；交通安全设施配套建设的方案，应当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

新建、改建道路竣工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参与验收。

第十条 城市道路最低净空高度：机动车道为5.2米，非机动车道为4.2米。最低净空高度下，不准设置横跨道路的物体。

沿街建筑物向人行道延伸物体，以及设置在人行道外的支撑物体，不得影响行人通行和安全。

第十一条 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在道路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以先予施工，但应当及时报告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手续。

施工作业完毕，经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通行。

第十二条 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和范围施工；

（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三）占用期满或者施工结束后，应当迅速按要求清理现场，恢复道路通行；

（四）保护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完好。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大（中）型建筑等，应当配建、增建停车场。

公共停车场的选址、面积、停车泊位数、出入口以及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的设计方案，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已修建的公共停车场，不得擅自停用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

擅自改变停车场使用性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恢复使用功能。

第十四条 城市道路上停车泊位的施划，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施行；停车的管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负责。

第十五条 机动车行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摩托车，在最右侧机动车道行驶；

（二）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摩托车在辅路行驶；

（三）实习期内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在最右侧机动车道行驶。

第十六条 出租车等营运客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为招揽乘客突然停车、调头和故意慢行；

（二）在规定的道路上按指定的站点停靠，不准随意停车候客；

（三）不准在未停稳时上下乘客。

第十七条 市区主要道路禁止或者限制畜力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机动车通行。具体道路、路段及时段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划定并予以公告。

第十八条 非机动车在禁止停放的路段停放，影响通行且驾驶人又不在现场的，交通警察可以将其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应当及时告知其保存地点。

第十九条 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不得从事营运性活动。违反规定的，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并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发生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勘查完毕后，当事人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按照要求及时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清理现场，迅速恢复交通。

在当事人拒不服从、无力实施或者严重影响公众利益的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指定单位代为当事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清理现场。

第二十一条 处理交通事故，需要对有关物证进行检验鉴定时，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直接到现场提取检材，并制作提取笔录和送检笔录。处理过程应当由事故当事人或者其他见证人予以见证。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协助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的人员，应当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劝阻交通违法行为。

第二十三条 交通不便或者距代收罚款机构较远的路段，交通警察依照有关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的代收机构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的，经当事人提出，交通警察报经其主管领导同意，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同时开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在当日下班时应当将罚款交所在单位。单位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将罚款交代收机构。

第二十四条 行人有下列（一）、（二）、（三）项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五元罚款；有第（四）项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照规定通过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人行横道的；

（二）穿越、翻越、倚坐人行道、车行道和铁道口的隔离设施的；

（三）在机动车道兜售、发送物品的；

（四）在道路上扒车、追车、强行拦车或者抛物击车的。

第二十五条 乘坐二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三十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驾驶非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一）醉酒后驾驶、双手离把驾驶的；

（二）违反规定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

（三）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的；

（四）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竞驶的；

（五）非下肢残疾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第二十七条 自行车、三轮车加装动力装置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其拆除；拒不拆除的，予以强制拆除，并处五十元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五）、（六）、（七）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其纠正，并处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应当按下列规定消除违法状态：

（一）可以当场自行消除违法状态的，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自行将超载的乘车人转运、货物卸载；

（二）无法当场自行消除违法状态的，超载的乘车人由道路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联系转运，超载的货物应当在指定的场地卸载。由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与指定场地的保管方签订卸载货物的保管合同。

消除违法状态的费用由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承担。违法状态消除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发还被扣留的机动车。

第三十条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擅自改变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机动车驾驶人不按规定审验机动车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其审验并处一百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拒不拆除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行为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交通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处分：

（一）不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或者不按规定将依法收取的费用、收缴的罚款及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的；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三）当场收取罚款不开具罚款收据或者不如实填写罚款额的；

（四）徇私舞弊，不公正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

（五）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机动车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的。

交通警察在执法中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四条 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由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行使管理职权。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4年12月2日起施行。1997年10月28日洛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1998年3月31日河南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自1998年8月1日施行的《洛阳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