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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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救济途径包含案外人异议和执行回转二种形式。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案外人异议赋予了诉讼权利。此条的修改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真正实现了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对案外人主张实体权利的救济。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此条规定，使执行机构的权利过大，既不符合“审执分立”的原则，也不利于为当事人和案外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执行人员在审查案外人异议时往往随心所欲，无审查期限，不经合议独自裁决且不赋予复议或诉讼的权利，人为造成执行工作执行乱和乱执行。通过对北安法院2008年以前执结的30件涉及案外人执行异议案件的抽查，发现案外人异议平均审查期限40天，有4件案件当事人提出异议，执行人员只是在笔录中给予驳回，有2件执行案件结案后对案外人异议才予以审查。有一件96年受理的执行案件，执行人员将案外人的房屋执行抵债给申请执行人，案外人提出异议后，由于执行人员未能及时审查，申请执行人将案外人房屋动迁补偿款取走，上级法院确认执行错误并进行国家赔偿。还有一些案件案外人或当事人提出异议后，执行人员不审查，或裁决后未赋予案外人权利，致使案件久拖不结，引起信访。
2008年4月1日实施的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或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条的规定可以说是对案外人异议制度的改造。它明确赋予案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对案外人异议问题依照通常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保障争议双方充分进行言词辩论，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自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北安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1200余件，其中有80多件案件案外人或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约占7%。这些案件中执行法院均能在法定的时间内对案外人的异议进行依法审查，比修改前缩短近30天，其中听证审查的占90%。所有案件全部由裁判庭合议裁决，80多件异议案件裁决后，有5件当事人或案外人对裁定不服，通过诉讼途径进行救济，且没有1件案件上访。2008年在执行董某申请执行王某赔偿纠纷一案时，法院将王某与案外人邢某共有的财产查封，后案外人提出异议，执行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案外人异议，同时赋予诉讼的权利。随后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一审法院驳回案外人的诉讼请求并得到二审法院的维持。在执行共有财产时，案外人积极配合执行，认为法院已让其充分行使权利。如果在过去一定会引起案外人信访。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北安市法院不断充实执行队伍的力量，执行人员已经达到15%。执行局设立了执行实施庭和执行裁决庭，使执行案件的裁决与实施进行彻底分开。有效地防止执行乱，提高执行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权利人的利益。

　　2012年10月，江苏省建湖本地人沈某因赌博欠下债务，未偿还债务产生盗窃念头。15日晚，沈某来到所住小区楼下，攀窗进入二楼住户家中欲行盗窃，被户主发现，慌忙逃离。当晚，沈某又来到同一小区另一单位楼下，爬上二楼阳台，因二楼家中有人，沈某随即逃离。16日凌晨，沈某再次潜入隔壁住户家中盗窃时，被户主当场抓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沈某的多次盗窃行为的定性存在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沈某虽多次盗窃，但未盗得财物，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沈某虽然实施了多次盗窃行为，但未盗得任何财物，在数额上未达到盗窃罪的起点，属于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

　　第二种意见认为，沈某多次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沈某的犯罪行为虽然未达到盗窃罪要求的数额起点标准，但属于多次盗窃，符合盗窃罪情节构成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盗窃罪作为一种最为常见的侵财性犯罪，刑法中对其的规定相当详尽。其中《刑法》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可见，一般的盗窃行为要达到刑法所称的盗窃罪，需要符合两种罪限。一种为数额性罪限，另一种为次数性罪限，两种标准为选择型，只要具备了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其中之一的，就构成盗窃罪，否则，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盗窃罪数额型罪限具体是指刑法中所称“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对于该罪限标准的设置，最高法院已经有明确的司法解释。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数额较大，一般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2000元以上的。该司法解释为盗窃罪罪与非罪的数额认定设置了一个下限标准，这个标准是500－2000元之间，各地方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水平具体确定这个数额巨大的标准。根据该解释，盗窃数额未达到基本罪限的盗窃行为，并不构成刑法虽称的盗窃罪，自然不能按盗窃罪进行定罪处罚。本案中沈某于2011年10月期间连续盗窃三次，但均未得逞，也未获取任何财物，显然未达到盗窃罪的数额罪限。

　　盗窃罪次数型罪限是指刑法中所称的“多次盗窃”。根据《刑法》对既遂犯罪的形态分类，盗窃罪系典型的结果犯，盗窃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重要标准，但盗窃数额并不是盗窃罪定罪量刑的惟一标准，除盗窃财物的数额外，还应当根据犯罪的其他情节和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退赃表现等全面分析，从而正确定罪量刑。个人盗窃公私财物虽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属多次盗窃的行为，同样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盗窃罪次数型罪限的适用应当符合三个条件：1、时间需是在一年之内；2空间需是入户盗窃；3次数需为三次以上。这三个条件实际上市对盗窃行为情节的评价。本案中，沈某连续多次实施入户盗窃行为，虽然其盗窃均未果，数额未能达到较大的定罪标准，但其入户盗窃的行为相对于在公共场所盗窃而言，其危害性更大，符合盗窃罪要求的“多次实施盗窃”的情节犯罪标准，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因此，本案中沈某多次实施盗窃行为，虽然未盗得任何财物，但仍应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1979年刑法第151条关于盗窃罪的构成标准是“数额较大”的单一标准；而1997年刑法的构成标准则是“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双重标准。两次刑法关于盗窃罪的犯罪构成标准并不一致，标准的修改不仅是司法实践经验总结在刑事立法上的反映，也是理论研究成果的反映。盗窃罪数额罪限与次数罪限双重标准的结合，实际是对行为人盗窃行为的全面评价，盗窃罪作为一种常见的侵财类犯罪，仅仅以数额或次数单独评价难免有所错漏。刑法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的规定从结果与情节上分别对行为人盗窃行为的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最终决定是否适用刑法进行定性处罚。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