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中审查运用口供的方法/胡红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0 19:01:55 浏览: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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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追诉人对于自己是否犯罪以及如何犯罪最为清楚，一份真实的口供在直接证明案件事实、获取其他证据线索、审查判断其他证据以及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口供存在虚假信息的情况下，其可能成为“错案之王”。如有学者研究的50起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有47起。
口供在侦查破案以及构建证明体系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但口供本身的复杂性与反复性决定了口供运用不当会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因此，刑事审判中对待口供的态度要慎重，对口供的审查运用要细致小心。结合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审查运用口供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审查口供的合法性。在立法上，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都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61条和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65条均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者指控犯罪的根据。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9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第2条均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立法关于非法口供的排除范围在2010年之后发生了改变，即在刑事审判中排除非法口供应严格限定为通过刑讯逼供等方法获取的口供。
那么，如何理解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呢？根据立法机关的解释，“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使当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而不得不供述的行为，“等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当事人的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相当，使被追诉人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供述的方法。对其理解需要克服两种偏向，即一方面对其作不当的限缩解释，将一些暴力特征不突出但仍然导致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痛苦的非法取证行为排除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概念之外，另一方面对其作不当的扩张解释，将在性质与程度上与“刑讯逼供”均不同的不规范审讯行为一概视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只有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有准确的理解才能合理运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在准确理解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前提下，还要准确理解排除非法口供的程序规定。对于非法口供的排除，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一是启动程序，启动方式分为职权启动和申请启动两种方法，被告人申请启动的，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或线索；二是法庭初步审查，法官如对证据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应要求公诉人对口供合法性进行证明；三是控方证明，公诉人应举示必要的证据，如提交询问笔录、原始的录音录像或提请法庭通知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四是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口供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五是法庭处理，确认或不排除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应将口供予以排除。只有对非法口供排除程序进行准确的理解才能有效适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二是审查口供的真实性。由于我国立法仅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除了对2010年《死刑证据规定》第20条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81条规定的未经核对确认以及未提供手势帮助、翻译帮助情况下的口供绝对排除之外，对于其他所有口供均应由审判人员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决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于口供真实性的判断，2010年《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2条和2012年《解释》第83条确立了一项规则，即翻供印证规则。被告人在庭审中推翻庭前供述是困扰口供真实性认定的现实难题之一，根据翻供印证规则，对于翻供时口供的采信，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另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而被告人庭审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翻供印证规则的核心在于，得到其他证据相佐证的供述，由于供述的内容与其他证据揭示的信息相互吻合，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从而基本上可以排除口供的虚假性。但如只考虑口供与其他证据是否印证，可能存在因形式上的印证而采纳不可靠口供的情况。为此，在特定情况下，对口供真实性的判断还需要结合其他标准进行：一是得到独立证据的补强，即口供应当包含尚未公开的能够得到独立证据证实的信息；二是得到新证据的补强，即口供应当能够引导侦查人员获取尚未收集到或者尚未知晓的新证据，且能够印证供述的内容；三是得到全案其他证据的综合补强，即口供所供述出来的犯罪情节同案件其他所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口供的审查运用，需要从合法性和真实性两个方面着手，合法且真实的口供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口供的合法性或真实性存在问题，不仅不利于人权保障，不利于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而且还不利于提升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因此，对口供的审查运用要慎重再慎重！
（作者单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口供在侦查破案以及构建证明体系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但口供本身的复杂性与反复性决定了口供运用不当会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因此，刑事审判中对待口供的态度要慎重，对口供的审查运用要细致小心。结合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审查运用口供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审查口供的合法性。在立法上，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都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61条和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65条均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者指控犯罪的根据。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9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第2条均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立法关于非法口供的排除范围在2010年之后发生了改变，即在刑事审判中排除非法口供应严格限定为通过刑讯逼供等方法获取的口供。
那么，如何理解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呢？根据立法机关的解释，“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使当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而不得不供述的行为，“等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当事人的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相当，使被追诉人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供述的方法。对其理解需要克服两种偏向，即一方面对其作不当的限缩解释，将一些暴力特征不突出但仍然导致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痛苦的非法取证行为排除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概念之外，另一方面对其作不当的扩张解释，将在性质与程度上与“刑讯逼供”均不同的不规范审讯行为一概视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只有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有准确的理解才能合理运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在准确理解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前提下，还要准确理解排除非法口供的程序规定。对于非法口供的排除，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一是启动程序，启动方式分为职权启动和申请启动两种方法，被告人申请启动的，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或线索；二是法庭初步审查，法官如对证据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应要求公诉人对口供合法性进行证明；三是控方证明，公诉人应举示必要的证据，如提交询问笔录、原始的录音录像或提请法庭通知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四是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口供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五是法庭处理，确认或不排除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应将口供予以排除。只有对非法口供排除程序进行准确的理解才能有效适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二是审查口供的真实性。由于我国立法仅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除了对2010年《死刑证据规定》第20条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81条规定的未经核对确认以及未提供手势帮助、翻译帮助情况下的口供绝对排除之外，对于其他所有口供均应由审判人员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决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于口供真实性的判断，2010年《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2条和2012年《解释》第83条确立了一项规则，即翻供印证规则。被告人在庭审中推翻庭前供述是困扰口供真实性认定的现实难题之一，根据翻供印证规则，对于翻供时口供的采信，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另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而被告人庭审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翻供印证规则的核心在于，得到其他证据相佐证的供述，由于供述的内容与其他证据揭示的信息相互吻合，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从而基本上可以排除口供的虚假性。但如只考虑口供与其他证据是否印证，可能存在因形式上的印证而采纳不可靠口供的情况。为此，在特定情况下，对口供真实性的判断还需要结合其他标准进行：一是得到独立证据的补强，即口供应当包含尚未公开的能够得到独立证据证实的信息；二是得到新证据的补强，即口供应当能够引导侦查人员获取尚未收集到或者尚未知晓的新证据，且能够印证供述的内容；三是得到全案其他证据的综合补强，即口供所供述出来的犯罪情节同案件其他所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口供的审查运用，需要从合法性和真实性两个方面着手，合法且真实的口供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口供的合法性或真实性存在问题，不仅不利于人权保障，不利于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而且还不利于提升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因此，对口供的审查运用要慎重再慎重！
（作者单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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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与犯罪构成之若干基础问题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律观为视角
On the Several Basic Issues about the Concept and Constitution of Crime
——On the foundation of Law-View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刘跃挺
【内容摘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基础，深入探讨了犯罪的概念、本质与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犯罪构成、构成要件及其相互关系。通过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沿革介绍，将大陆法系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比较。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统一性。理解和论证了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之一的不可或缺性。
【关键词】犯罪概念；犯罪构成；构成要件；犯罪客体
【Abstract】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studied deeply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re the general ideas and essence and appear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of crime, and constitution of crime and essential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 Through evolution of criminal law study,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is compared with sinicization about the study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unity of essential elements is dialectical .The object of crime is essential as one of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Key Words】the concept of crime; the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object of crime
犯罪与犯罪构成，在刑法学理论中，无论是在中国刑法学还是在外国刑法学，都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其内容和相关资料都比较烦杂，本文以犯罪和犯罪构成两个方面，具体论述有关犯罪概念、本质、特征与定义、与犯罪构成关系，构成要件理论的历史沿革、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基础问题。概念、本质、特征与定义等都是哲学和逻辑学的内容，因此，本文将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来研究上述问题，使之能够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一、关于犯罪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关于“概念”的理解
任何事物都具有诸多性质，与其它事物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些性质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关系统称为该事物的属性。“事物所具有的诸多属性，其中能够决定该类是该类的属性叫该类的本质，而不能够决定该类是该类的属性则叫非本质属性。”[1]（P134）“什么是概念？概念就是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具有该类本质属性的个别对象的反映。”[1]（P134）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人们通过实践，在获得感性认识基础上，逐步认识到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具有该类本质属性的个别对象，也就是将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具有该类共性的个别对象反映到人脑中，就形成了该事物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则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由较初级的（反映事物比较表层的）、较片面的概念认识发展到较深刻的、较全面的概念认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客观对象、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都处于某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同一对象的同一侧面所形成的概念却具有相对的确定性。”[1]（P137）因此，关于中国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同样具有不断发展变化且又相对稳定的特征。
（二）关于犯罪概念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概念是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反映，源于客观存在。这是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统治阶段与犯罪作斗争的社会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样人们通过不断提高的认识能力和对各具体犯罪以及犯罪与其他行为之间的比较、分析、抽象、概括、综合，把握各具体犯罪之间的共同属性，并用一定的语词形式表达出来，就形成犯罪的统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4]（P399）“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3]（P416）其中，我们得知犯罪行为的本质——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即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详见后文）。结合我国刑法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我们可以得知，犯罪是指行为主体所实施的，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体现“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三大特征的行为（具体内容，详见后文）。
（三）关于犯罪本质与基本特征的理解
依照法学界的通说，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这一观点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异议，因为‘特征’是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不仅仅犯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且一般违法行为、不道德行为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7]（P58）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刑法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8]（P47）（这里，为“社会危害性”加了一个比较模糊不清的限定词）。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没有被明确限定；更重要的是，将“本质”与“特征”混淆了，把犯罪的本质当成了犯罪的特征。
笔者认为，本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指事物内在的、相对稳定的方面，隐藏在现象后面并表现在现象之中”，“黑格尔把现象与本质（本体）看成辩证的统一，认为现象有其本质，本质必表现为现象，不存在两者分裂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本质和现象是不可分离的。列宁进一步提出本质一定要表现出来，现象也是本质的，本质与规律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在逻辑上，本质传统上指每一个种与类的成员所必须属于的种或类。现象是事物外在的，活动量变的方面，是本质的表现形式。”[9]（P148）“所谓现象，就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及其外部联系。”[10]（P104）而特征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它是外部表征，属于现象的范畴。简而言之，现象（特征）显露在事物外部，而本质深藏在事物内部，看不见摸不着。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表现后者；有什么样本质，就有什么现象（特征）。两者之间区别和联系，统一于对事物的认识与实践当中。
1、犯罪的本质
根据上述关于本质与现象，现象与事物特征的定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犯罪”这一事物，其本质就是“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4]（P399）“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3]（P416）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知，“犯罪本质首先是一种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统治关系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段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建立或认可的社会关系，如果某种行为反对了统治关系，也就危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便将此行为规定为犯罪。”[7]（P59）其次，刑法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刑法的相关规定，把犯罪的本质首先概括为社会危害性，那么，如何区分犯罪行为与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一般违法行为呢？这时就要引入“量”的概念，即恩格斯所说的“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中“最明显最极端的体现”。详言之，这“量”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已经超出了非刑法的法律规范所能调整的范围，用其他法律规范的制裁方法已经无能为力，”[7]（P60）已经达到了刑法要求的程度，即“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与恩格斯的‘最极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11]（P82）因此，犯罪的本质就是“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本质与特征，二者不可混淆。
如前所述，特征属于现象的范畴。所以，犯罪的本质与特征也是一种“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不能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当作犯罪的特征。 犯罪的特征是犯罪本质属性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是“犯罪”的外部联系，是具体的。由此，可以把犯罪特征概括为：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笔者将“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这一表述代替通说中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本质在现实社会（即社会、政治意义）中最直接的体现。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则是犯罪本质在法律上具有形式意义的直接体现。（1）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不但说明了犯罪客观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危险”），而且同样地说明了行为人主观方面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即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2）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本质在刑事法律上的直接体现，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因为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程度，立法机关就不会将它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3）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性，是刑事法律对犯罪行为的“评价”表征，即行为具备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和刑事违法性两个特征的之后的必然结果。没有给予“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不可能是犯罪。费尔巴哈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格言之一就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即表现了上述的意思。需要指出的是，而有些学者只认为刑罚是犯罪的结果，结果发生时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不能以结果为认识行为的特征（应受刑罚处罚性不能单独成为犯罪特征之一） 。而笔者认为，这种刑罚结果论是报应刑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事物的现象（即惩罚），而没有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人为地割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内在联系。详述之，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犯罪与刑罚互为因果，“惩罚在罪犯看来应该是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应该是他本身的行为。”[2]（P141）一方面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犯罪都应受到刑罚处罚，也只有犯罪才能受到刑罚处罚；另一方面，“刑罚与犯罪是一对范畴，刑罚的产生是犯罪产生的标志。犯罪与刑罚的矛盾，表明了犯罪与统治关系的对立。犯罪是随着刑罚的产生而产生的，同时行为应受到刑罚处罚因而才具有犯罪的性质。” 因此，“行为应受刑罚处罚性”，本身就可以在事物评价意义上独立地、不可或缺地作为犯罪的特征之一。
二、关于犯罪构成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犯罪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没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须相互协助、彼此联合，才能对抗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相互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5]（P111）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同样也就是那些把法和法律看做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单纯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4]（P399）由此可见，犯罪和法一样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即犯罪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与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逐渐产生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阶级社会本质和主要矛盾的体现。
犯罪这一社会现象，通过刑法典和刑法性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条文形态”的犯罪之“现象”，即就产生了犯罪罪名、构成要件及其具体化。这一过程，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复杂犯罪行为的简单化。仅仅基于定罪量刑的需要，用静止的眼光对动态的行为进行人为的抽象与割裂，而架构一个拟制的犯罪行为的抽象结构样态，将无限多样的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纳入一个经一定程度归纳后得出的统一结构中，这种“形式主义”地表达犯罪的过程就是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在刑事法律上得到相应体现的过程，即由一种社会现象转化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法律现象。而犯罪构成又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和构建刑法学意义上犯罪现象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刘生荣博士认为，“犯罪构成是由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规格，由各种要素要件有机结合而成。”[12]（P54）即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旦具备了法定的规格，体现犯罪概念的三个特征，就构成了犯罪。
首先，犯罪与犯罪构成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为“犯罪构成是由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规格”，[12]（P54）就说明了犯罪是因，犯罪构成是果。二者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然而，恩格斯指出：“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通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4]（P62）因此，犯罪与犯罪构成在超过恩格斯所说的“本来意义”的特定场合下，这一因果联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犯罪构成抽象于犯罪，最终还要应用于对犯罪的治理之中，成为处置犯罪的工具和手段。若犯罪构成功用的正确发挥，达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则对犯罪的生成以及犯罪诸要素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和影响，从这一角度看，犯罪构成又是这种作用和影响的原因，而后者则是犯罪构成相应作用的结果。
其次，“犯罪是法律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类’概念，既体现了社会对这类现象的否定评价，也体现了这类现象的法律后果，而犯罪构成只是社会评价现象时的衡量尺度和标准。”[12]（P32）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由法律确认为犯罪并以此为坐标系，规定出构成这些类型犯罪的各种要件要素，形成法定的衡量尺度和衡量标准，就形成了犯罪构成，就此意义上看，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二）犯罪构成体系的整体性反思
1、关于“犯罪构成”概念历史沿革以及相关问题的辨析
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和法律范畴意义上的“犯罪构成”，源于大陆法系的构成犯罪理论，但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并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简单回味一下大陆法系犯罪论的发展，以便更加准确地界定“犯罪构成”的含义。犯罪构成相关的“原始”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出现过Constare de delicti（犯罪的确证）的概念，它是中世纪意大利纠问式诉讼程序中使用的一个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概念。从Constare de delicti一词又引申出Corpus delicti（犯罪事实），这是1581条意大利刑法学家法利斯首先采用的，用以指已被证明的犯罪事实。这个概念传到德国，适用于整个大陆法系普通法时代，其意义是用于证明客观犯罪事实的存在，此时也是诉讼法上的概念。17世纪德国刑法学者克莱茵使用Tatbstand （“构成要件”或“构成事件事实”），该词仍仅具有诉讼法上的意义，后来其由诉讼法的意义演进为实体法的意义，乃是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事。直到十九世纪初，德国著名古典学派代表学者费尔巴哈才明确地把Tatbestand作为刑法上的概念使用。费尔巴哈从罪刑法定主义基本原则出发，要求在确认任何行为是犯罪并对其课以任何刑罚时，都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确定。从这一原则出发，费尔巴哈把刑法原则上关于犯罪成立的条件称之为“构成要件”，并指出：构成要件乃是违法行为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的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后来，可以概括地说，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历经了从古典派的犯罪构成理论，到新古典派的犯罪构成理论，再到目的主义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演进过程。由于贝林格、麦耶尔、迈兹格、威尔采尔等刑法学家的不断努力地研究和探索，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从诉讼法引入实体刑法，从客观结构发展到主观结构，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构成要件理论，从而也就产生了今天大陆法系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是在批判与吸收大陆法系犯罪论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主张把犯罪构成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辩证地统一起来，形成了“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详言之，犯罪是行为人反对统治关系的一种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首先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其次是一种能动的活动，这正是实践的特点。“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4]（P517）因此，犯罪内部结构，实质上就是主客观统一。而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构特征决定了犯罪构成也应该是主客观的统一——其不仅表现在各个要件相统一地整体对犯罪成立与否具有决定意义，还表现在每个要件的存在均以其他要件的存在为前提。换言之，前苏联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表面上似乎将行为“肢解”为四个要件，即每个要件直接反映和体现了其相对应的行为某一方面的特征和内容，但不能因此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片面地、狭义地、静止地理解为其他要件是不能反映和体现这一要件所要说明的其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内容与特征。而恰恰相反，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不但直接体现了各自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特征与内容，并且间接地反映了其他要件所对应的行为某方面的特征与内容。“也就是说，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单纯地研究某一要件存在与否，但在现实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各个要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在统一体中，各要件具有犯罪成立条件的意义，是相对独立的犯罪成立条件，但若缺少其中一个要件，整个统一体就不存在，其他有可能成为构成要件的事项此时也都不具有构成要件的意义。可见，中国的犯罪构成各个要件，在动态的存在中，具有一存俱存，一失俱失的性质，它们不能脱离其他要件而单独存在，因为我国的犯罪成立条件同时也是犯罪构成条件。”[13]（P9）由犯罪构成各要件相互依存的内部结构，导致我国犯罪构成评价方面的特征是综合性的，具有一次性评价的特点，是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任评价的“统一体”。
综上所述，现代刑法中的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是以主客观相统一为前提的，关键在如何统一。这种统一的形式不同，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构造上的差别。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呈现的是一种从客观到主观相递进式统一，而前苏联和我国的刑法理论呈现的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相对应式统一。但是，无论如何统一，犯罪构成既包括客观性要素又包括主观性要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关于犯罪构成理论认识层次的辨析
在重多介绍和阐释犯罪构成理论的著作，关于犯罪构成理论中有关术语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和词语用法十分混乱。笔者大致看来，比较赞同肖中华博士有关犯罪构成理论术语的界定与认识 。以下笔者将结合自身的理解来阐明与界定犯罪构成理论的相关术语。
（1）犯罪构成要件与其所寓居的方面
在绝大多数刑法学教科书中都在肯定任何犯罪都具有四个共同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客体。例如有些教材这样写道，“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都必须具备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四个共同要件。”“犯罪客体，就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在客观上必须具备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和由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犯罪主体，就是指实施了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犯罪的主观要件，就是犯罪主体对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及其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14]（P65）在上述关于“要件”概念的表述过程中，笔者认为，已经混淆了“要件”与“方面”这两个词语的含义。以致于对这种“‘要件’与‘方面’两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不加以区分”的做法，使得研究犯罪构成理论及其相关概念术语在确定本来意义与语境过程中产生了不必要的麻烦与争议，由而使得问题复杂化。
其实，“犯罪构成要件是对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各个方面事实特征的抽象、提炼的实体。而犯罪构成要件寓居的‘方面’则是这些事实特征所存在的空间。” 综上所述，“方面”的外延明显大于“要件”，四个要件只是反映了四个方面中某些行为事实的特征，但并不是等于或是说明其所对应“方面”的全部内容。这就“犹如我们说一个木箱有长、宽、颜色等几个方面，但不能说‘长’、‘宽’、‘高’和‘颜色’就是它的特征或要件（而只能说它有多长、多宽、多高、什么颜色是它的特征或要件）一样，行为成立犯罪需要考察某些方面，但也不能说这些方面本身就是它的几个要件。” 因此，我们可以说犯罪构成有四个要件，分别是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条件。
（2）犯罪构成四个要件的哲学认知
如前所述，“犯罪构成要件是对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各个方面事实特征的抽象、提练的实体。”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对实体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唯心主义的观点，把实体看成是对物质世界的个别事物的抽象表述。马克思早期著作讲到原子是实体，果实是实体，是指个别事物的多样化的统一。列宁则用实体指事物的普遍本质。”[9]（P566）进一步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5]（P128）即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观实在性。因此，犯罪构成要件是体现主客观相统一的客观实在。我们对于客体和客观方面具有客观性，不难理解，而问题在于“犯罪主体要件”，尤其是“主观要件”也是一种客观实在，应该如何理解，会产生不少疑惑。其实，“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是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非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是精神的能力。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主体观点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主体观点中提出，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主体是实在的完整的人，但认为这种作为主体的人是生物体的人，不是社会的人。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两者形成统一体，即认识主体在实践中认识到他所指向的对象，主体与客体是在实践中统一的。主体具有自觉性、创造性与能动性”。[9]（P195）因此，主体要件是作为产生主观意识，在实践中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在。
“主观方面”的内容包括行为人的目的、动机、意识与意志。这些在行为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主观精神” ，而在行为完成之后，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主观要件”已经是一种“客观精神”——“客观化、外在化的精神，即把它自己表现在人类社会之中”。[9]（P194）换言之，它是一种既定事实，已无法再以行为人意识的变化而更变，即属于客观实在。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四个要件都是客观实在的，具有客观性。但是，不能由此否认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因为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是指在评价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行为人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还要考察行为人行为的主观罪恶性，以确保行为定罪过程中的公正与公平，以期待达到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而四个构成要件，尤其是“主观要件”，虽然是客观实在的，但其却是行为人行为过程中主观活动的最后“定格”（即“客观精神”），换句话说，这种定格是受行为人行为时主观活动的支配和决定的，反映了犯罪行为进展过程中的主观心理活动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说，犯罪构成四个要件，尤其是“主观要件”，是体现了“主客观统一性”的客观实在。而这为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证据收集与认定过程中所要求的“实事求是”原则，奠定了哲学基础和提供了哲学依据。
3、关于“客体要件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必要性的理解
（1）犯罪客体要件的含义
有的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8]（P94）还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要件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成为犯罪所必须侵犯并且已被侵犯的合法权益。” [11]（P116）“或是对一种义务的违反” 。综上所述，学者们分别将客体理解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权益”与“义务的违反”。可在笔者看来，这三者其实本为同一种事物。马克思说：“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6]（P124）也就是说，不论犯罪行为侵犯的是客观实在的“权益”还是与之对应的“违反某种义务”，其实质上都是在说犯罪行为侵犯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而“权益”与“义务”的措词，只是以“权利本位”或是“义务本位”的视角阐述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例如，某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所有（物）权（益），或是说违反了“尊重他人所有权”的不作为义务，而本质是这一行为侵犯了法律上所认可的社会（物权）关系。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客体”这一概念应当在形式上定义为“刑法所保护的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因为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阐明犯罪行为的本质与特征，避免了只采用“权益侵犯说”或是“义务违反说”的片面性不足 。
（2）关于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争议与辨析
关于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客体要件应当为犯罪构成之必要条件，“将犯罪客体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把犯罪对象列入犯罪客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取消犯罪客体要件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论据不足。”［13］（P26）
而有些学者认为，“犯罪构成中不存在所谓的‘犯罪客体要件’。理由是：1、‘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作为行为的性质之一，不可能与行为主体、行为主观方面和行为客观方面并列……2、假设犯罪构成中存在所谓犯罪客体要件，那么这种要件的内容便是‘某种或某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事实特征而不是合法权益本身……而在犯罪客体要件下面，并不存什么要素，找不到任何组合要件的犯罪构成中的最基本要素……3、从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定罪来看，所谓‘犯罪客体要件’也是毫无根据的……简言之，犯罪最终侵犯的合法权益，在这类案件中并没有、也不能发挥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之功能，‘什么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仍是定罪后对犯罪本质特征的一个说明。” “犯罪客体本身是被侵犯的社会关系，但要确定某行为是否侵犯了社会关系以及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并不能由犯罪客体本身来解决，而要通过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反映出来。换言之，行为符合了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不仅表明行为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表明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7]（P134）“不能把被说明现象——犯罪客体与说明其现象的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并列起来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而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社会关系，正是由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决定的，犯罪客体不能决定犯罪的性质，区分此罪与彼罪，关于在于分析犯罪主客观方面的特征。” 简言之，“否定论”的观点认为，犯罪的本质就是说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因此犯罪客体的意义就早已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与其他三个要件不具有同等并列性；并且，行为的主体要件、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可以共同综合反映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从而否定了客体要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存在意义。
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新探
田玉红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邮编：116025
内容摘要：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经理法律地位不是独立的公司机关，与董事会是委托代理关系，本文通过对该理论的批判，明确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是信托关系，使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使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的权利合理划分，期望对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公司治理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职业经理人 委托代理 信托
引言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大陆法的公司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英美法的公司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会代表的资本所有者和董事会代表的经营者分别行使所有权与经营权。但是，经理，这一公司中普遍存在的重要部分却始终被掩映在董事会的影子里，公司治理理论中通常把董事会和经理共同视为公司经营权主体，其中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机关，经理是董事会的辅助执行机构，经理不具备独立的公司机关地位，董事会与经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或合伙关系。然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在经历了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之后仍然无法克服的问题是经营权执行不力，董事会和经理的权力模糊。伴随着经理人逐渐职业化，经理人逐渐形成了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成为公司发展所不可替代的新动力，从而使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出现了经理中心主义趋势。职业经理人的首要意义是经理已经成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职业，即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人所从事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并以该种技能为主要经济收入的专门工作。因此，经理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一、传统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理论研究
所谓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是指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具体表现为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公司机关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和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对于公司外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如何。受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影响，董事会是股东的受托人，负责公司的业务执行，在公司经营中起核心作用。但是，经理通常不被看作公司机关⑴、或公司级机关，有时被定位为董事会的辅助执行机关，公司经理充其量只是公司董事会下属的辅助董事长和董事会管理的机关，它本身不是公司级机关，更不是独立的组织机关⑵。仍然不是独立的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由此可见，在传统公司治理中职业经理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否认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法律地位是因为该理论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基础之上的。委托——代理理论源于民法中代理理论，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第一款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委托代理是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而发生的代理关系。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有的认为，股东与经理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提倡“委托——代理”范式，有的认为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Pringcipie ?Agent Relationship），即董事会以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创造能力为标准，选择和任命适合本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而该经理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从事内务事务管理权，并接受董事会的监督。⑴其中，董事会是经营者，经理是管理者。董事会只是把部分经营权力委托给经理人，经理人只是公司意定代理人。在委托代理理论下中，职业经理人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公司中职业经理人的产生基于有偿雇佣，是公司的“高级雇员”⑵，经济学上称资本所有者的“牧羊人”，即受股东委托的代理人，经理和全体股东之间是合同的买卖关系，产权的交换关系⑶。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受董事会委托范围的限制。凡是超越该范围的决策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所辖事宜，都需报董事会决定⑷。经理的一切权限来自董事会，经理是附属于董事会而不是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⑸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不是公司机关。职业经理人所享有的“经理权之行为并非公司本身的行为，而是经理人自己的行为”⑹将公司职业经理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直接从事的法律行为，认定为代理权中所包含的代表权功能，适用代理理论归于公司承受。委托代理理论目前在法学和经济学界成为解释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重要学说，但是，该理论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缺陷和漏洞，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使人困惑，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从民法基本原理出发，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是一种内部关系的体现，代理人始终以被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其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所约束的双方当事人是被代理人和第三人。但是，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职业经理人常常拥有公司的控制权，代表公司对外从事公司行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调查表明，在我国股份公司中有近65%的公司采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体制。职业经理人已超越代理人的身份和地位，独立代表公司从事公司行为，而委托代理理论却无法解释。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雇员的地位差异在委托代理理论中无法体现。雇员与公司是通过劳动合同建立起雇佣劳动关系，适用民法基本原理分析既是委托代理关系。公司如委托一般雇员对外采购或销售产品、提供劳动服务等，该雇员均处于代理人的地位，须完全依公司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的授权行事，该雇员是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而公司职业经理人则不同，他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独立控制的能力与权力，对外可以代表公司处理有关公司整体利益的经营行为。这一点从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经理的职权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体现。公司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行为不可能不与第三人签订交易协议和文件。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的地位已脱离雇员身份，他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公司的命运和雇员的地位、待遇和去留。单纯将职业经理与公司的关系适用委托代理的观点已颇为牵强。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与其所担负的责任和所体现的价值不相吻合。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公司职业经理人素质的高低，管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然而，职业经理人仅仅处于代理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得经营状况的好坏，职业经理人自身价值的社会意义都被委托人的“决策贡献”所淹没。相反，即使职业经理人能力低下、重大经营失误或故意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最终的责任都要有委托人承担，但事实上委托人可能还被蒙在股里。第四、委托代理理论适用于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在我国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当中，公司签章往往代表着交易的法律效力。如果签章的不是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而是掌握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对外实施公司经营计划时的签章，其效力就因为如果总是依委托代理理论或表见代理这一靠法律对当事人主观善意与否的认定来判断交易的合法有效性，势必使日益快速的交易秩序混乱起来。第五，委托人混乱。委托代理理论中对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人认定并未统一，有的主张是股东，有的主张是董事会。忽略职业经理人背后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具体特征而空谈委托代理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上述委托代理理论所遗留的问题就是委托方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而委托代理理论本身又无法解决双方在公司实践当中的问题，可见放弃委托代理理论，赋予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已刻不容缓。
综上所述，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有关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理论和学说不能合理解释公司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职业经理人和公司其他机关尤其是公司董事会的关系也无法做出清晰的说明。职业经理人在公司内部权利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起着其他公司机关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公司快速发展的脚步亟待公司治理理论的先导，因此理论界对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提出即符合实际又符合法理的理论迫在眉睫。
三、建立以信托关系为特征的新型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
相对于董事会来说，由职业经理人代表行使公司经营管理权具有诸多优势。第一，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看，职业经理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本身与物质资本载体——股东在联系上已脱离了，属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一员。从法律角度上分析，他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相对于股东而言，他本是独立的自然人，他即便曾是该公司的一名雇员，被在聘为公司职业经理人之时，他与公司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在聘任关系中，职业经理人享有独立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与公司和股东来说，他是一个外部主体，他们之间不是内部选举或代表关系，而是一种外部关系。这样，从产生上，我们不得不被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性特征所吸引。第二，职业经理人来自职业经理人市场，作为宏观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职业经理人市场遵循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如任职资格规则、竞争规则（包括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和退出规则等。市场是开放的，也是无情的，在市场中形成的职业经理人相对于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董事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职业经理人以专业的管理知识、过硬的职业道德和快速的更新换代等优越性已经在现今经济状况中当中傲然凸显出来了。可见，在公司价值由股东本位到公司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发展道路上，确立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独立的经营管理机关地位是顺应公司价值理论发展的产物，而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已是“强弩之末”渐呈衰败之势，终将被职业经理人中心主义所取代。
然而，传统的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理论即委托代理说不能对这一所有权理论的变革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在上述学说中，职业经理人是董事会经营权的附属，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寻找科学合理的民商法法理的支持，这样，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才会更加稳固，公司治理的理论才得到实质进展。顺应这一要求，笔者主张现代职业经理人的经营权依信托关系从董事会所代表的公司法人财产权取得。信托关系是指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所定，为受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关系。⑴信托起源于英国，在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是财产管理的主要方式。利用信托原理，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或不愿亲自管理财产的情况下，将财产转移给自己信任并有能力管理财产的人（即受托人），并指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受益人的利益。信托制度的核心就是，将信托财产的管理与支配所有权权能与实际受益权分开，在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上述所有权权能的同时，还承认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权能，并强调对信托财产及受益权的保护。将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在信托关系上，而不是委托代理关系或合伙关系，是基于信托关系的法律特征与委托代理关系和合伙关系的不同，适用信托关系解释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独立的经营权来源和运用根据，更符合法理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信托关系区分财产所有权的管理、支配所有权权能和受益权权能分属不同的主体所有。受益权权能在英国信托法原理上被称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是一种只享受享受财产的收益，却不能干预受托人的管理支配权，因为两者是不同的独立主体。因此，信托关系下，董事会与公司职业经理人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董事会尊重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权，职业经理人在享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的情形下，又要服从董事会的监督。分权与制衡体制在信托关系下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信托关系区分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不同的法律地位。委托人是信托关系的创设者，他决定信托关系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信托关系一旦成立后，委托人本身就失去了对信托财产的直接管理支配权和受益权，只能监督受托人将针对受托财产的管理收益依据信托合同给予指定的受益人。信托关系要求受托人不仅要按照信托文件的条款行事，而且还要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以防其违反信托义务，损害受托人义务。在公司治理中，公司职业经理人只享有经营管理权，不具有对公司利润中有关股东收益的支配权和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这些权利由委托人——董事会来独立的安排，他自己不是受益者，真正的受益者是股东和公司。因此，信托关系保证了受益人——股东和公司的应得利益，同时使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各司其职，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法律法规和信托文件的明确要求。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信托文件。在公司中，信托文件主要指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信托文件是契约性文件，其达成主要依赖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的诚实信用和平等互利，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由双方和议而达成的，在包括受益人在内的三方当事人形成了制度性约束，而制度性约束相对于人为主观性、随机性约束的优越性是众人皆知的。
第三，信托关系解决了公司职业经理人一定程度下对外的代表权。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权的实施不可能全部依赖董事会的一一委托授权，表见代理的原理的适用有受到诸多限制，因此，许多学者将职业经理人的对外代表权认定为代理权中具有代表权权能。⑴笔者却认为不妥。代表权是一种内部关系，公司代表权主体是董事会，而不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作为相对于公司和董事会来说是一种外部聘用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与董事会的独立性不相矛盾，而是通过信托文件予以明确的，各行其是、各司其职。在信托文件中规定，职业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权限范围内享有对外独立的受托人地位，这样是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明晰各主体之间权利和责任，维护交易秩序的科学选择。若认定代理权具有代表权功能，则不能将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的地位彼此明确，相反会更加混乱。
第四，信托关系使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雇员相对于公司的关系得以区分。以发生于英国的上诉法院案例作为说明。⑵
案例：Lister & Co. v. Stubbs (1890)
案情：原告是一家纺织公司，被告是原告公司的一位高级雇员，受命代表公司购买原材料。但他接受了原材料销售企业的大笔贿赂，并将所得款项投资于土地和股票。原告公司先请求法院发布禁止令，禁止被告处理这些投资，然后请求追踪这些投资，理由是，被告是原告公司的受托人。
判决：驳回纺织公司的请求，因为被告与原告并不处于一种受托人关系，只存在一种对人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
主审本案的Cotton L.J.分析指出：这些投资不是原告公司的钱，从而不可以使被告成为它的受托人。相反，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获得的：根据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所有规则，原告在起诉时可以针对被告获得一项命令，要求被告将这笔钱交给原告。这就是说，它是被告由于接受贿赂而对原告欠下的一笔债务，但被告由此获得的钱，不能看成是原告的钱。
在该案例中，雇员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视为信托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如果是信托关系，受托人所处理的财产是信托财产，依据信托关系，公司职业经理人获得对该财产的独立的管理和支配权，受益人因为受托人的违背信托义务而造成的损失享有当然的追及力。而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属于对人关系，代理人针对被代理人的财产违背代理义务后以自己名所获利益，被代理人无法依委托代理关系追回。因此，对于享有总的公司经营管理权的公司职业经理人来说，如果不规定其与公司的信托关系，在其利用职权侵犯公司利益情况下，对公司利益的救济措施是非常有限的。
综上所述，以信托关系理论为基础确立新的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弥补了委托代理说和合伙关系说解释在分权制衡方面、对内对外独立意志和责任方面、与公司普通雇员的代理人地位的区别方面等诸多缺陷，从根本上激励了职业经理人发挥专业管理特长，规范了商业交易秩序，同时使董事会的职能更加清晰，使股权、公司法人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得到彻底的分离。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律观为视角
On the Several Basic Issues about the Concept and Constitution of Crime
——On the foundation of Law-View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刘跃挺
【内容摘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基础，深入探讨了犯罪的概念、本质与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犯罪构成、构成要件及其相互关系。通过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沿革介绍，将大陆法系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比较。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统一性。理解和论证了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之一的不可或缺性。
【关键词】犯罪概念；犯罪构成；构成要件；犯罪客体
【Abstract】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studied deeply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re the general ideas and essence and appear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of crime, and constitution of crime and essential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 Through evolution of criminal law study,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is compared with sinicization about the study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unity of essential elements is dialectical .The object of crime is essential as one of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Key Words】the concept of crime; the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object of crime
犯罪与犯罪构成，在刑法学理论中，无论是在中国刑法学还是在外国刑法学，都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其内容和相关资料都比较烦杂，本文以犯罪和犯罪构成两个方面，具体论述有关犯罪概念、本质、特征与定义、与犯罪构成关系，构成要件理论的历史沿革、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基础问题。概念、本质、特征与定义等都是哲学和逻辑学的内容，因此，本文将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来研究上述问题，使之能够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一、关于犯罪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关于“概念”的理解
任何事物都具有诸多性质，与其它事物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些性质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关系统称为该事物的属性。“事物所具有的诸多属性，其中能够决定该类是该类的属性叫该类的本质，而不能够决定该类是该类的属性则叫非本质属性。”[1]（P134）“什么是概念？概念就是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具有该类本质属性的个别对象的反映。”[1]（P134）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人们通过实践，在获得感性认识基础上，逐步认识到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具有该类本质属性的个别对象，也就是将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具有该类共性的个别对象反映到人脑中，就形成了该事物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则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由较初级的（反映事物比较表层的）、较片面的概念认识发展到较深刻的、较全面的概念认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客观对象、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都处于某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同一对象的同一侧面所形成的概念却具有相对的确定性。”[1]（P137）因此，关于中国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同样具有不断发展变化且又相对稳定的特征。
（二）关于犯罪概念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概念是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反映，源于客观存在。这是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统治阶段与犯罪作斗争的社会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样人们通过不断提高的认识能力和对各具体犯罪以及犯罪与其他行为之间的比较、分析、抽象、概括、综合，把握各具体犯罪之间的共同属性，并用一定的语词形式表达出来，就形成犯罪的统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4]（P399）“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3]（P416）其中，我们得知犯罪行为的本质——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即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详见后文）。结合我国刑法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我们可以得知，犯罪是指行为主体所实施的，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体现“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三大特征的行为（具体内容，详见后文）。
（三）关于犯罪本质与基本特征的理解
依照法学界的通说，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这一观点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异议，因为‘特征’是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不仅仅犯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且一般违法行为、不道德行为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7]（P58）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刑法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8]（P47）（这里，为“社会危害性”加了一个比较模糊不清的限定词）。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没有被明确限定；更重要的是，将“本质”与“特征”混淆了，把犯罪的本质当成了犯罪的特征。
笔者认为，本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指事物内在的、相对稳定的方面，隐藏在现象后面并表现在现象之中”，“黑格尔把现象与本质（本体）看成辩证的统一，认为现象有其本质，本质必表现为现象，不存在两者分裂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本质和现象是不可分离的。列宁进一步提出本质一定要表现出来，现象也是本质的，本质与规律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在逻辑上，本质传统上指每一个种与类的成员所必须属于的种或类。现象是事物外在的，活动量变的方面，是本质的表现形式。”[9]（P148）“所谓现象，就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及其外部联系。”[10]（P104）而特征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它是外部表征，属于现象的范畴。简而言之，现象（特征）显露在事物外部，而本质深藏在事物内部，看不见摸不着。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表现后者；有什么样本质，就有什么现象（特征）。两者之间区别和联系，统一于对事物的认识与实践当中。
1、犯罪的本质
根据上述关于本质与现象，现象与事物特征的定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犯罪”这一事物，其本质就是“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4]（P399）“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3]（P416）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知，“犯罪本质首先是一种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统治关系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段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建立或认可的社会关系，如果某种行为反对了统治关系，也就危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便将此行为规定为犯罪。”[7]（P59）其次，刑法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刑法的相关规定，把犯罪的本质首先概括为社会危害性，那么，如何区分犯罪行为与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一般违法行为呢？这时就要引入“量”的概念，即恩格斯所说的“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中“最明显最极端的体现”。详言之，这“量”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已经超出了非刑法的法律规范所能调整的范围，用其他法律规范的制裁方法已经无能为力，”[7]（P60）已经达到了刑法要求的程度，即“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与恩格斯的‘最极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11]（P82）因此，犯罪的本质就是“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本质与特征，二者不可混淆。
如前所述，特征属于现象的范畴。所以，犯罪的本质与特征也是一种“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不能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当作犯罪的特征。 犯罪的特征是犯罪本质属性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是“犯罪”的外部联系，是具体的。由此，可以把犯罪特征概括为：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笔者将“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这一表述代替通说中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本质在现实社会（即社会、政治意义）中最直接的体现。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则是犯罪本质在法律上具有形式意义的直接体现。（1）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不但说明了犯罪客观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危险”），而且同样地说明了行为人主观方面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即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2）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本质在刑事法律上的直接体现，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因为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程度，立法机关就不会将它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3）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性，是刑事法律对犯罪行为的“评价”表征，即行为具备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和刑事违法性两个特征的之后的必然结果。没有给予“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不可能是犯罪。费尔巴哈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格言之一就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即表现了上述的意思。需要指出的是，而有些学者只认为刑罚是犯罪的结果，结果发生时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不能以结果为认识行为的特征（应受刑罚处罚性不能单独成为犯罪特征之一） 。而笔者认为，这种刑罚结果论是报应刑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事物的现象（即惩罚），而没有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人为地割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内在联系。详述之，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犯罪与刑罚互为因果，“惩罚在罪犯看来应该是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应该是他本身的行为。”[2]（P141）一方面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犯罪都应受到刑罚处罚，也只有犯罪才能受到刑罚处罚；另一方面，“刑罚与犯罪是一对范畴，刑罚的产生是犯罪产生的标志。犯罪与刑罚的矛盾，表明了犯罪与统治关系的对立。犯罪是随着刑罚的产生而产生的，同时行为应受到刑罚处罚因而才具有犯罪的性质。” 因此，“行为应受刑罚处罚性”，本身就可以在事物评价意义上独立地、不可或缺地作为犯罪的特征之一。
二、关于犯罪构成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犯罪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没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须相互协助、彼此联合，才能对抗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相互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5]（P111）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同样也就是那些把法和法律看做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单纯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4]（P399）由此可见，犯罪和法一样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即犯罪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与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逐渐产生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阶级社会本质和主要矛盾的体现。
犯罪这一社会现象，通过刑法典和刑法性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条文形态”的犯罪之“现象”，即就产生了犯罪罪名、构成要件及其具体化。这一过程，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复杂犯罪行为的简单化。仅仅基于定罪量刑的需要，用静止的眼光对动态的行为进行人为的抽象与割裂，而架构一个拟制的犯罪行为的抽象结构样态，将无限多样的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纳入一个经一定程度归纳后得出的统一结构中，这种“形式主义”地表达犯罪的过程就是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在刑事法律上得到相应体现的过程，即由一种社会现象转化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法律现象。而犯罪构成又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和构建刑法学意义上犯罪现象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刘生荣博士认为，“犯罪构成是由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规格，由各种要素要件有机结合而成。”[12]（P54）即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旦具备了法定的规格，体现犯罪概念的三个特征，就构成了犯罪。
首先，犯罪与犯罪构成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为“犯罪构成是由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规格”，[12]（P54）就说明了犯罪是因，犯罪构成是果。二者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然而，恩格斯指出：“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通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4]（P62）因此，犯罪与犯罪构成在超过恩格斯所说的“本来意义”的特定场合下，这一因果联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犯罪构成抽象于犯罪，最终还要应用于对犯罪的治理之中，成为处置犯罪的工具和手段。若犯罪构成功用的正确发挥，达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则对犯罪的生成以及犯罪诸要素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和影响，从这一角度看，犯罪构成又是这种作用和影响的原因，而后者则是犯罪构成相应作用的结果。
其次，“犯罪是法律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类’概念，既体现了社会对这类现象的否定评价，也体现了这类现象的法律后果，而犯罪构成只是社会评价现象时的衡量尺度和标准。”[12]（P32）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由法律确认为犯罪并以此为坐标系，规定出构成这些类型犯罪的各种要件要素，形成法定的衡量尺度和衡量标准，就形成了犯罪构成，就此意义上看，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二）犯罪构成体系的整体性反思
1、关于“犯罪构成”概念历史沿革以及相关问题的辨析
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和法律范畴意义上的“犯罪构成”，源于大陆法系的构成犯罪理论，但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并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简单回味一下大陆法系犯罪论的发展，以便更加准确地界定“犯罪构成”的含义。犯罪构成相关的“原始”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出现过Constare de delicti（犯罪的确证）的概念，它是中世纪意大利纠问式诉讼程序中使用的一个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概念。从Constare de delicti一词又引申出Corpus delicti（犯罪事实），这是1581条意大利刑法学家法利斯首先采用的，用以指已被证明的犯罪事实。这个概念传到德国，适用于整个大陆法系普通法时代，其意义是用于证明客观犯罪事实的存在，此时也是诉讼法上的概念。17世纪德国刑法学者克莱茵使用Tatbstand （“构成要件”或“构成事件事实”），该词仍仅具有诉讼法上的意义，后来其由诉讼法的意义演进为实体法的意义，乃是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事。直到十九世纪初，德国著名古典学派代表学者费尔巴哈才明确地把Tatbestand作为刑法上的概念使用。费尔巴哈从罪刑法定主义基本原则出发，要求在确认任何行为是犯罪并对其课以任何刑罚时，都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确定。从这一原则出发，费尔巴哈把刑法原则上关于犯罪成立的条件称之为“构成要件”，并指出：构成要件乃是违法行为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的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后来，可以概括地说，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历经了从古典派的犯罪构成理论，到新古典派的犯罪构成理论，再到目的主义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演进过程。由于贝林格、麦耶尔、迈兹格、威尔采尔等刑法学家的不断努力地研究和探索，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从诉讼法引入实体刑法，从客观结构发展到主观结构，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构成要件理论，从而也就产生了今天大陆法系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是在批判与吸收大陆法系犯罪论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主张把犯罪构成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辩证地统一起来，形成了“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详言之，犯罪是行为人反对统治关系的一种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首先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其次是一种能动的活动，这正是实践的特点。“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4]（P517）因此，犯罪内部结构，实质上就是主客观统一。而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构特征决定了犯罪构成也应该是主客观的统一——其不仅表现在各个要件相统一地整体对犯罪成立与否具有决定意义，还表现在每个要件的存在均以其他要件的存在为前提。换言之，前苏联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表面上似乎将行为“肢解”为四个要件，即每个要件直接反映和体现了其相对应的行为某一方面的特征和内容，但不能因此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片面地、狭义地、静止地理解为其他要件是不能反映和体现这一要件所要说明的其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内容与特征。而恰恰相反，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不但直接体现了各自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特征与内容，并且间接地反映了其他要件所对应的行为某方面的特征与内容。“也就是说，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单纯地研究某一要件存在与否，但在现实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各个要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在统一体中，各要件具有犯罪成立条件的意义，是相对独立的犯罪成立条件，但若缺少其中一个要件，整个统一体就不存在，其他有可能成为构成要件的事项此时也都不具有构成要件的意义。可见，中国的犯罪构成各个要件，在动态的存在中，具有一存俱存，一失俱失的性质，它们不能脱离其他要件而单独存在，因为我国的犯罪成立条件同时也是犯罪构成条件。”[13]（P9）由犯罪构成各要件相互依存的内部结构，导致我国犯罪构成评价方面的特征是综合性的，具有一次性评价的特点，是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任评价的“统一体”。
综上所述，现代刑法中的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是以主客观相统一为前提的，关键在如何统一。这种统一的形式不同，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构造上的差别。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呈现的是一种从客观到主观相递进式统一，而前苏联和我国的刑法理论呈现的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相对应式统一。但是，无论如何统一，犯罪构成既包括客观性要素又包括主观性要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关于犯罪构成理论认识层次的辨析
在重多介绍和阐释犯罪构成理论的著作，关于犯罪构成理论中有关术语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和词语用法十分混乱。笔者大致看来，比较赞同肖中华博士有关犯罪构成理论术语的界定与认识 。以下笔者将结合自身的理解来阐明与界定犯罪构成理论的相关术语。
（1）犯罪构成要件与其所寓居的方面
在绝大多数刑法学教科书中都在肯定任何犯罪都具有四个共同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客体。例如有些教材这样写道，“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都必须具备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四个共同要件。”“犯罪客体，就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在客观上必须具备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和由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犯罪主体，就是指实施了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犯罪的主观要件，就是犯罪主体对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及其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14]（P65）在上述关于“要件”概念的表述过程中，笔者认为，已经混淆了“要件”与“方面”这两个词语的含义。以致于对这种“‘要件’与‘方面’两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不加以区分”的做法，使得研究犯罪构成理论及其相关概念术语在确定本来意义与语境过程中产生了不必要的麻烦与争议，由而使得问题复杂化。
其实，“犯罪构成要件是对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各个方面事实特征的抽象、提炼的实体。而犯罪构成要件寓居的‘方面’则是这些事实特征所存在的空间。” 综上所述，“方面”的外延明显大于“要件”，四个要件只是反映了四个方面中某些行为事实的特征，但并不是等于或是说明其所对应“方面”的全部内容。这就“犹如我们说一个木箱有长、宽、颜色等几个方面，但不能说‘长’、‘宽’、‘高’和‘颜色’就是它的特征或要件（而只能说它有多长、多宽、多高、什么颜色是它的特征或要件）一样，行为成立犯罪需要考察某些方面，但也不能说这些方面本身就是它的几个要件。” 因此，我们可以说犯罪构成有四个要件，分别是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条件。
（2）犯罪构成四个要件的哲学认知
如前所述，“犯罪构成要件是对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各个方面事实特征的抽象、提练的实体。”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对实体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唯心主义的观点，把实体看成是对物质世界的个别事物的抽象表述。马克思早期著作讲到原子是实体，果实是实体，是指个别事物的多样化的统一。列宁则用实体指事物的普遍本质。”[9]（P566）进一步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5]（P128）即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观实在性。因此，犯罪构成要件是体现主客观相统一的客观实在。我们对于客体和客观方面具有客观性，不难理解，而问题在于“犯罪主体要件”，尤其是“主观要件”也是一种客观实在，应该如何理解，会产生不少疑惑。其实，“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是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非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是精神的能力。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主体观点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主体观点中提出，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主体是实在的完整的人，但认为这种作为主体的人是生物体的人，不是社会的人。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两者形成统一体，即认识主体在实践中认识到他所指向的对象，主体与客体是在实践中统一的。主体具有自觉性、创造性与能动性”。[9]（P195）因此，主体要件是作为产生主观意识，在实践中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在。
“主观方面”的内容包括行为人的目的、动机、意识与意志。这些在行为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主观精神” ，而在行为完成之后，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主观要件”已经是一种“客观精神”——“客观化、外在化的精神，即把它自己表现在人类社会之中”。[9]（P194）换言之，它是一种既定事实，已无法再以行为人意识的变化而更变，即属于客观实在。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四个要件都是客观实在的，具有客观性。但是，不能由此否认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因为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是指在评价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行为人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还要考察行为人行为的主观罪恶性，以确保行为定罪过程中的公正与公平，以期待达到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而四个构成要件，尤其是“主观要件”，虽然是客观实在的，但其却是行为人行为过程中主观活动的最后“定格”（即“客观精神”），换句话说，这种定格是受行为人行为时主观活动的支配和决定的，反映了犯罪行为进展过程中的主观心理活动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说，犯罪构成四个要件，尤其是“主观要件”，是体现了“主客观统一性”的客观实在。而这为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证据收集与认定过程中所要求的“实事求是”原则，奠定了哲学基础和提供了哲学依据。
3、关于“客体要件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必要性的理解
（1）犯罪客体要件的含义
有的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8]（P94）还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要件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成为犯罪所必须侵犯并且已被侵犯的合法权益。” [11]（P116）“或是对一种义务的违反” 。综上所述，学者们分别将客体理解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权益”与“义务的违反”。可在笔者看来，这三者其实本为同一种事物。马克思说：“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6]（P124）也就是说，不论犯罪行为侵犯的是客观实在的“权益”还是与之对应的“违反某种义务”，其实质上都是在说犯罪行为侵犯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而“权益”与“义务”的措词，只是以“权利本位”或是“义务本位”的视角阐述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例如，某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所有（物）权（益），或是说违反了“尊重他人所有权”的不作为义务，而本质是这一行为侵犯了法律上所认可的社会（物权）关系。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客体”这一概念应当在形式上定义为“刑法所保护的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因为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阐明犯罪行为的本质与特征，避免了只采用“权益侵犯说”或是“义务违反说”的片面性不足 。
（2）关于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争议与辨析
关于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客体要件应当为犯罪构成之必要条件，“将犯罪客体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把犯罪对象列入犯罪客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取消犯罪客体要件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论据不足。”［13］（P26）
而有些学者认为，“犯罪构成中不存在所谓的‘犯罪客体要件’。理由是：1、‘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作为行为的性质之一，不可能与行为主体、行为主观方面和行为客观方面并列……2、假设犯罪构成中存在所谓犯罪客体要件，那么这种要件的内容便是‘某种或某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事实特征而不是合法权益本身……而在犯罪客体要件下面，并不存什么要素，找不到任何组合要件的犯罪构成中的最基本要素……3、从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定罪来看，所谓‘犯罪客体要件’也是毫无根据的……简言之，犯罪最终侵犯的合法权益，在这类案件中并没有、也不能发挥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之功能，‘什么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仍是定罪后对犯罪本质特征的一个说明。” “犯罪客体本身是被侵犯的社会关系，但要确定某行为是否侵犯了社会关系以及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并不能由犯罪客体本身来解决，而要通过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反映出来。换言之，行为符合了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不仅表明行为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表明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7]（P134）“不能把被说明现象——犯罪客体与说明其现象的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并列起来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而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社会关系，正是由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决定的，犯罪客体不能决定犯罪的性质，区分此罪与彼罪，关于在于分析犯罪主客观方面的特征。” 简言之，“否定论”的观点认为，犯罪的本质就是说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因此犯罪客体的意义就早已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与其他三个要件不具有同等并列性；并且，行为的主体要件、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可以共同综合反映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从而否定了客体要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存在意义。
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新探
田玉红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邮编：116025
内容摘要：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经理法律地位不是独立的公司机关，与董事会是委托代理关系，本文通过对该理论的批判，明确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是信托关系，使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使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的权利合理划分，期望对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公司治理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职业经理人 委托代理 信托
引言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大陆法的公司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英美法的公司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会代表的资本所有者和董事会代表的经营者分别行使所有权与经营权。但是，经理，这一公司中普遍存在的重要部分却始终被掩映在董事会的影子里，公司治理理论中通常把董事会和经理共同视为公司经营权主体，其中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机关，经理是董事会的辅助执行机构，经理不具备独立的公司机关地位，董事会与经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或合伙关系。然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在经历了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之后仍然无法克服的问题是经营权执行不力，董事会和经理的权力模糊。伴随着经理人逐渐职业化，经理人逐渐形成了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成为公司发展所不可替代的新动力，从而使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出现了经理中心主义趋势。职业经理人的首要意义是经理已经成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职业，即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人所从事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并以该种技能为主要经济收入的专门工作。因此，经理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一、传统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理论研究
所谓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是指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具体表现为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公司机关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和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对于公司外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如何。受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影响，董事会是股东的受托人，负责公司的业务执行，在公司经营中起核心作用。但是，经理通常不被看作公司机关⑴、或公司级机关，有时被定位为董事会的辅助执行机关，公司经理充其量只是公司董事会下属的辅助董事长和董事会管理的机关，它本身不是公司级机关，更不是独立的组织机关⑵。仍然不是独立的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由此可见，在传统公司治理中职业经理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否认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法律地位是因为该理论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基础之上的。委托——代理理论源于民法中代理理论，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第一款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委托代理是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而发生的代理关系。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有的认为，股东与经理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提倡“委托——代理”范式，有的认为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Pringcipie ?Agent Relationship），即董事会以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创造能力为标准，选择和任命适合本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而该经理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从事内务事务管理权，并接受董事会的监督。⑴其中，董事会是经营者，经理是管理者。董事会只是把部分经营权力委托给经理人，经理人只是公司意定代理人。在委托代理理论下中，职业经理人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公司中职业经理人的产生基于有偿雇佣，是公司的“高级雇员”⑵，经济学上称资本所有者的“牧羊人”，即受股东委托的代理人，经理和全体股东之间是合同的买卖关系，产权的交换关系⑶。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受董事会委托范围的限制。凡是超越该范围的决策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所辖事宜，都需报董事会决定⑷。经理的一切权限来自董事会，经理是附属于董事会而不是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⑸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不是公司机关。职业经理人所享有的“经理权之行为并非公司本身的行为，而是经理人自己的行为”⑹将公司职业经理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直接从事的法律行为，认定为代理权中所包含的代表权功能，适用代理理论归于公司承受。委托代理理论目前在法学和经济学界成为解释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重要学说，但是，该理论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缺陷和漏洞，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使人困惑，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从民法基本原理出发，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是一种内部关系的体现，代理人始终以被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其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所约束的双方当事人是被代理人和第三人。但是，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职业经理人常常拥有公司的控制权，代表公司对外从事公司行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调查表明，在我国股份公司中有近65%的公司采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体制。职业经理人已超越代理人的身份和地位，独立代表公司从事公司行为，而委托代理理论却无法解释。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雇员的地位差异在委托代理理论中无法体现。雇员与公司是通过劳动合同建立起雇佣劳动关系，适用民法基本原理分析既是委托代理关系。公司如委托一般雇员对外采购或销售产品、提供劳动服务等，该雇员均处于代理人的地位，须完全依公司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的授权行事，该雇员是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而公司职业经理人则不同，他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独立控制的能力与权力，对外可以代表公司处理有关公司整体利益的经营行为。这一点从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经理的职权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体现。公司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行为不可能不与第三人签订交易协议和文件。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的地位已脱离雇员身份，他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公司的命运和雇员的地位、待遇和去留。单纯将职业经理与公司的关系适用委托代理的观点已颇为牵强。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与其所担负的责任和所体现的价值不相吻合。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公司职业经理人素质的高低，管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然而，职业经理人仅仅处于代理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得经营状况的好坏，职业经理人自身价值的社会意义都被委托人的“决策贡献”所淹没。相反，即使职业经理人能力低下、重大经营失误或故意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最终的责任都要有委托人承担，但事实上委托人可能还被蒙在股里。第四、委托代理理论适用于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在我国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当中，公司签章往往代表着交易的法律效力。如果签章的不是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而是掌握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对外实施公司经营计划时的签章，其效力就因为如果总是依委托代理理论或表见代理这一靠法律对当事人主观善意与否的认定来判断交易的合法有效性，势必使日益快速的交易秩序混乱起来。第五，委托人混乱。委托代理理论中对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人认定并未统一，有的主张是股东，有的主张是董事会。忽略职业经理人背后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具体特征而空谈委托代理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上述委托代理理论所遗留的问题就是委托方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而委托代理理论本身又无法解决双方在公司实践当中的问题，可见放弃委托代理理论，赋予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已刻不容缓。
综上所述，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有关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理论和学说不能合理解释公司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职业经理人和公司其他机关尤其是公司董事会的关系也无法做出清晰的说明。职业经理人在公司内部权利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起着其他公司机关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公司快速发展的脚步亟待公司治理理论的先导，因此理论界对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提出即符合实际又符合法理的理论迫在眉睫。
三、建立以信托关系为特征的新型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
相对于董事会来说，由职业经理人代表行使公司经营管理权具有诸多优势。第一，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看，职业经理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本身与物质资本载体——股东在联系上已脱离了，属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一员。从法律角度上分析，他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相对于股东而言，他本是独立的自然人，他即便曾是该公司的一名雇员，被在聘为公司职业经理人之时，他与公司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在聘任关系中，职业经理人享有独立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与公司和股东来说，他是一个外部主体，他们之间不是内部选举或代表关系，而是一种外部关系。这样，从产生上，我们不得不被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性特征所吸引。第二，职业经理人来自职业经理人市场，作为宏观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职业经理人市场遵循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如任职资格规则、竞争规则（包括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和退出规则等。市场是开放的，也是无情的，在市场中形成的职业经理人相对于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董事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职业经理人以专业的管理知识、过硬的职业道德和快速的更新换代等优越性已经在现今经济状况中当中傲然凸显出来了。可见，在公司价值由股东本位到公司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发展道路上，确立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独立的经营管理机关地位是顺应公司价值理论发展的产物，而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已是“强弩之末”渐呈衰败之势，终将被职业经理人中心主义所取代。
然而，传统的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理论即委托代理说不能对这一所有权理论的变革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在上述学说中，职业经理人是董事会经营权的附属，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寻找科学合理的民商法法理的支持，这样，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才会更加稳固，公司治理的理论才得到实质进展。顺应这一要求，笔者主张现代职业经理人的经营权依信托关系从董事会所代表的公司法人财产权取得。信托关系是指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所定，为受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关系。⑴信托起源于英国，在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是财产管理的主要方式。利用信托原理，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或不愿亲自管理财产的情况下，将财产转移给自己信任并有能力管理财产的人（即受托人），并指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受益人的利益。信托制度的核心就是，将信托财产的管理与支配所有权权能与实际受益权分开，在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上述所有权权能的同时，还承认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权能，并强调对信托财产及受益权的保护。将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在信托关系上，而不是委托代理关系或合伙关系，是基于信托关系的法律特征与委托代理关系和合伙关系的不同，适用信托关系解释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独立的经营权来源和运用根据，更符合法理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信托关系区分财产所有权的管理、支配所有权权能和受益权权能分属不同的主体所有。受益权权能在英国信托法原理上被称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是一种只享受享受财产的收益，却不能干预受托人的管理支配权，因为两者是不同的独立主体。因此，信托关系下，董事会与公司职业经理人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董事会尊重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权，职业经理人在享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的情形下，又要服从董事会的监督。分权与制衡体制在信托关系下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信托关系区分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不同的法律地位。委托人是信托关系的创设者，他决定信托关系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信托关系一旦成立后，委托人本身就失去了对信托财产的直接管理支配权和受益权，只能监督受托人将针对受托财产的管理收益依据信托合同给予指定的受益人。信托关系要求受托人不仅要按照信托文件的条款行事，而且还要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以防其违反信托义务，损害受托人义务。在公司治理中，公司职业经理人只享有经营管理权，不具有对公司利润中有关股东收益的支配权和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这些权利由委托人——董事会来独立的安排，他自己不是受益者，真正的受益者是股东和公司。因此，信托关系保证了受益人——股东和公司的应得利益，同时使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各司其职，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法律法规和信托文件的明确要求。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信托文件。在公司中，信托文件主要指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信托文件是契约性文件，其达成主要依赖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的诚实信用和平等互利，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由双方和议而达成的，在包括受益人在内的三方当事人形成了制度性约束，而制度性约束相对于人为主观性、随机性约束的优越性是众人皆知的。
第三，信托关系解决了公司职业经理人一定程度下对外的代表权。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权的实施不可能全部依赖董事会的一一委托授权，表见代理的原理的适用有受到诸多限制，因此，许多学者将职业经理人的对外代表权认定为代理权中具有代表权权能。⑴笔者却认为不妥。代表权是一种内部关系，公司代表权主体是董事会，而不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作为相对于公司和董事会来说是一种外部聘用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与董事会的独立性不相矛盾，而是通过信托文件予以明确的，各行其是、各司其职。在信托文件中规定，职业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权限范围内享有对外独立的受托人地位，这样是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明晰各主体之间权利和责任，维护交易秩序的科学选择。若认定代理权具有代表权功能，则不能将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的地位彼此明确，相反会更加混乱。
第四，信托关系使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雇员相对于公司的关系得以区分。以发生于英国的上诉法院案例作为说明。⑵
案例：Lister & Co. v. Stubbs (1890)
案情：原告是一家纺织公司，被告是原告公司的一位高级雇员，受命代表公司购买原材料。但他接受了原材料销售企业的大笔贿赂，并将所得款项投资于土地和股票。原告公司先请求法院发布禁止令，禁止被告处理这些投资，然后请求追踪这些投资，理由是，被告是原告公司的受托人。
判决：驳回纺织公司的请求，因为被告与原告并不处于一种受托人关系，只存在一种对人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
主审本案的Cotton L.J.分析指出：这些投资不是原告公司的钱，从而不可以使被告成为它的受托人。相反，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获得的：根据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所有规则，原告在起诉时可以针对被告获得一项命令，要求被告将这笔钱交给原告。这就是说，它是被告由于接受贿赂而对原告欠下的一笔债务，但被告由此获得的钱，不能看成是原告的钱。
在该案例中，雇员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视为信托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如果是信托关系，受托人所处理的财产是信托财产，依据信托关系，公司职业经理人获得对该财产的独立的管理和支配权，受益人因为受托人的违背信托义务而造成的损失享有当然的追及力。而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属于对人关系，代理人针对被代理人的财产违背代理义务后以自己名所获利益，被代理人无法依委托代理关系追回。因此，对于享有总的公司经营管理权的公司职业经理人来说，如果不规定其与公司的信托关系，在其利用职权侵犯公司利益情况下，对公司利益的救济措施是非常有限的。
综上所述，以信托关系理论为基础确立新的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弥补了委托代理说和合伙关系说解释在分权制衡方面、对内对外独立意志和责任方面、与公司普通雇员的代理人地位的区别方面等诸多缺陷，从根本上激励了职业经理人发挥专业管理特长，规范了商业交易秩序，同时使董事会的职能更加清晰，使股权、公司法人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得到彻底的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