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升级奖励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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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 北 省 测 绘 管 理 条 例

(1995年9月26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7年12月3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

2004年1月16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测绘管理，促进测绘事业发展，保障测绘事业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测绘活动、使用测绘成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测绘工作的领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在测绘工作、测绘科学技术进步和测量标志保护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测绘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市、州、县（区）人民政府依法设立或者确定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工作。

第五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测绘活动，应当使用国家规定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执行国家规定的测绘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为测绘工作提供便利，不得妨碍和阻挠测绘人员按照规定进行测绘活动。

第七条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测绘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章 基础测绘、界线测绘和其他测绘

第八条 全省基础测绘实行分级管理与成果定期更新制度。

省级基础测绘根据不同地区发展需要，按照20%—10%的年更新率确定更新周期。市、州、县（区）基础测绘成果按照30%—15%的年更新率确定更新周期。重点或者发达地区基础测绘成果应当根据需要及时更新。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根据上级人民政府的基础测绘规划和本地实际情况，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基础测绘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和上一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并接受上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十条 县级以上发展计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基础测绘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基础测绘年度计划并分别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基础测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及财政预算。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地籍测绘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管理规划的实施。

行政区域界线的测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房产测绘及成果应用的监督管理。房产测绘人员依法取得资格后方可从事房产测绘工作。

第十四条 建立全省或者区域性地理信息系统的，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必须纳入全省统一规划管理；建立与地理信息有关的其他系统需采用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应当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第三章 测绘资质资格和测绘项目

第十五条 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测绘资质认证和技术标准。

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必须依法取得测绘资质，由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进行公告，并依照国家规定进行年度检验。

从事测绘活动的企业单位，除需取得测绘资质证书外，还须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测绘活动。

从事测绘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测绘执业资格。测绘人员进行测绘活动时，应当持有测绘作业证件。

第十六条 测绘单位承担测绘项目，不得超出测绘资质证书核准的业务范围。业务范围、单位名称等需要变更的，应当及时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测绘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借或者转让测绘资质证书。

测绘单位两年内未承担测绘项目的，由发证机关收回测绘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凡承担测绘项目的单位，施测前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向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记。省外测绘单位进入本省承担测绘项目的，应当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测绘项目符合招标、投标条件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实行招标、投标，并实行测绘项目监理。项目所在地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区域内的测绘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由其共同的上一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督。

第十九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以测绘为目的的航空摄影与遥感活动，应当事先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并报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条 使用各级财政资金的测绘项目和建设工程测绘项目，发展计划主管部门在批准立项、财政部门在审批资金前，应当征求同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有适宜测绘成果的，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的测绘成果，避免重复测绘。

第二十一条 因建设、城市规划和科研需要，在局部地区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该系统应当与所在地区统一的平面坐标系统相联系。同一地区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的，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改用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

大城市和国家、省重大工程项目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报经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规定履行报批和备案手续。城镇及其他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的，由当地县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应当与国家坐标系统相联系。

第二十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利用空间定位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航空航天遥感技术、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等手段进行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处理和提供的活动，应当执行本条例的相关规定。

第四章 测绘成果

第二十三条 测绘成果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测绘成果所有者许可，不得使用或者向第三方提供使用。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实行使用许可制度。

第二十四条 测绘项目完成后，测绘项目出资人或者承担国家投资的测绘项目的单位，应当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资料。属于基础测绘项目的，应当汇交测绘成果副本；属于非基础测绘项目的，应当汇交测绘成果目录。

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编制测绘成果目录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测绘成果的公开、利用和保密，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对外提供保密测绘成果的，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重要自然和人文地理实体的位置、高程、深度、面积、长度等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应当经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人民政府或者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发布。

第二十七条 编制公开出版的本省各类地图和制作附有地图图形的产品（以下统称地图），应当在出版或者制作前将样图报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在出版或者制作后30日内将出版样本报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编制公开出版的市、州、县（区）各类地图，应当事先在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编制公开出版涉及专业内容的地图，应当事先将专业内容报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核。

第二十八条 在公共场所悬挂、报刊刊登、影视播放、书刊插附、网上登载的未经公开出版标有国界线的示意性地图、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各类示意性地图，必须事先经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报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测绘成果质量的监督管理。测绘单位对其完成的测绘成果质量负责，测绘成果须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对测绘成果质量实行监督抽查、检查等制度。本省基础测绘、涉外建设项目、其他重大工程项目的测绘成果应当由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实施质量检验，经认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五章 测量标志保护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测量标志的保护。

县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测量标志的管理工作。各有关部门所属专用测量标志，由部门负责管理。

永久性测量标志应当设立明显标记，设立单位应当委托当地政府和有关单位确定专人管理，按规定签定委托保管书。委托村保管的，由村委会指派专人负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测量标志的义务，对破坏测量标志的行为有权制止和举报。

第三十一条 工程建设应当避开永久性测量标志。确实无法避开，需要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使其失去使用效能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前按照有关规定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并支付拆建费用。

第三十二条 永久性测量标志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有偿使用，收费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测绘单位使用永久性测量标志前，须到标志所在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测量标志使用许可手续后，持测绘作业证件使用，并保证测量标志的完好。

第三十三条 永久性测量标志的保管、维护经费，按照不同等级实行分级负担，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审核列支。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可并处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由主管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擅自发布本省行政区域内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

（二） 承担测绘项目的单位施测前未按照规定履行登记手续的；

（三） 未经测绘成果所有者许可，擅自使用或者向第三方提供使用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审核擅自编制公开出版的地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编制或者销售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3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规定参加测绘资质证书年度检验或者年度检验不合格的，未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采用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立与地理信息有关的其他系统的，由发证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相应业务范围直至降低资质等级。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不利用已有的基础测绘成果，擅自重复测绘，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测绘活动，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主管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办理测量标志使用许可手续擅自使用测量标志的，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从事测绘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行使职权，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不 穿 法 袍 的 法 官
——再论律师职业的性质和地位

芦志锋（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律师业——在夹缝中生存的职业
通常，人们总是把律师称为自由职业者。但是，这一“自由”的职业者并不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对律师而言，他们更象是一群生活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夹缝间的人。站在政治国家的立场上，律师、或曰讼师的存在，即意味着对国家机关及其司法官吏对法律知识和法律解释的垄断权的挑战。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早期，成文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凭借着对法律知识的垄断，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对人民科以义务，施加刑罚。尽管后来在平民斗争的推动下出现了成文的法律，但是浩如烟海的律令格式甚至连读书人出身的官吏都不能窥其端倪，更不用说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对众多百姓们而言，“上官府”、“打官司”无疑是一种畏途，而请人帮忙打官司也就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最原始的对法律帮助的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封建时代仍然诞生了“讼师”这一职业。尽管在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专制社会中，讼师的出现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基本形态，甚至讼师本人也不可能有目的去维护司法的公正，但是讼师的出现毕竟部分地打破了官府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方便了一些老百姓伸张自己的权利。这也正是讼师不容于专制社会的根本原因。
尽管经过历史的演进，随着市民权利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分立，法律已经不再是专制统治的工具和专利，而日益成为调整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的游戏规则。但是由于司法权仍然是一种为国家所垄断的权力，由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所把持，普通公民在强大的司法机关面前仍然不免显得弱小和孤单。同时，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法律规则日益走向复杂化，普通公民面对日益膨胀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样存在诸多盲区。而精通法律规范的律师，不仅利用其所具有的法律知识，同时还由于律师具有的司法职业者的身份，在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能发挥一般公民所不具有的优势。因此，律师在诉讼中实际上行使了一种“平民司法”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律师的参与，公共司法才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专制的权利；换而言之，律师的存在是对公共司法权威的最大挑战。所以律师经常被视为“刁民”的代表而受尽公共机关的排挤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亦官亦商的律师
有鉴于此，如果法律和制度没能在身份上为律师提供一定的保障，律师职业就很难获得其应有的生存空间。因此，历史上律师业比较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当代的西方国家莫不赋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定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种情况大致可以用赋予律师一定的“司法性”来形容。所谓“赋予律师的司法性”，并不是说赋予律师司法官员的官方身份，同吃一份“皇粮”，而是指律师根据法律的授权，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具有与司法机关相同的职能和职责。例如：德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加拿大出庭律师与初级律师法第3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律师属司法辅助人员系列。律师从事司法业务时应着职业服装”，“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 日本和我国台湾省虽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律师是司法人员，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都普遍地把律师尊称为“在野法曹”，以区别于拿国家薪水的司法官员。此外，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除了受理自己的业务之外，还经常要为司法机关服务。例如：美国律师职业行为标准规则便规定，“在法院工作繁忙、法官人数不够时，律师有应法院指定代理法官的义务。”除了代理法官职务之外，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也经常为检察官服务，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①
律师与国家司法制度的这种密切关系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就被中国第一批的法学家所发现和认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修订完成。沈家本、伍廷芳在上奏刑事民事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一折中，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律师培养的重要性等作了深刻的阐述。奏折称：“盖人因讼对薄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诉讼事宜，就能杜绝案件的“枉纵深故”。“各省法律学堂俱培养律师人才”，合格者“给予文凭”，“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国家多一公正之律师，即异日多一习练之承审官也”。 该奏折明确提出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并将律师列为法官的后备人员。尽管历经百年，现在读来仍然令人不得不感叹老一辈法学家的远见智慧。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诞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对建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样具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临时政府认为：“司法独立，推检之外，不可不设律师与相辅相制，必使并行不悖，司法前途方可达圆满之域。”明确地把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共同列为司法公正的三大柱石。②
除了获得法律上认可的身份保障之外，各方面制度的支持对于维护律师的司法性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外的有关经验，这些制度上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制度以及严格的行业自律制度。
首先，由于律师职业与司法公正和人民权利的实现息息相关，国家就必须保证律师本身具有从事司法职业的专业素质。英国和美国普遍规定，获得律师职业资格的前提是在政府或者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学院取得规定的学位。而取得法学院入学资格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已经取得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相当的学历。在德国，要想成为法律工作者，首先得进入大学的法学院学习。虽然德国的法学院没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院那么严格的入学条件，但是入学者通常要在法学院学习五到六年，期间还要通过两次司法考试。由于法学院的教学和考试非常严格，学生的中途退学率通常高达50%。③
第二，为了避免司法机关出于职业偏见或者出于职业优越感而对律师进行压制、打击，或者鄙视律师的行为而影响到律师开展正常工作，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的制度。所谓的“一体化”表明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与作为司法官吏的法官、检察官在职业培训、职业资格的取得以及职位的流动上具有很强的互通性。以美国为例，除少数地区的小型法院之外，所有的法官都是其所在州律师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法官都有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所有的检察官同时也都具有律师资格。许多初出茅庐的法学院毕业生，往往还把担任公诉人或者助理检察官的经历，作为其独立从事律师职业前的准备阶段。
第三，律师的司法性不仅仅来自于社会或者国家的承认和赋予，同时也要求律师本身要有严格的职业意识和自律意识。几乎所有国家的律师都成立自己的团体——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制定行业规范并监督其实行的情况。在这些行业规范里，通常都要求律师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职业水平。为了避免经常与商业的客户打交道的律师们染上各种商业习气，危及法律行业本身应当具有的讲究学识与主持正义的形象，各国普遍对律师广告、律师出入各种场合以及律师在媒体上露面进行限制。尽管上述行规似乎过于严厉了些，但出于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国外的律师们普遍都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清规戒律”。

三、
时至今日，我国的律师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初，中国律师的数量已达近十一万人，其中专职律师达63000多人，兼职律师达15900人，特邀律师5900多人，律师助理24000多人。从律师的文化素质看，大专学历的约占律师总数的48.1%，本科学历的占34.8%，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4.8%，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0.32%。④从总体的文化素质来看，律师队伍要明显高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然而，这一看似红红火火的群体仍然不得不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冰冷的现实——低微的身份。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中国律师的悲哀不在于生存的艰辛，而是因为大多数的国人，甚至包括律师本身对律师职业所持的蔑视态度。尽管司法机关本身常常因为腐败和无能受到老百姓的痛斥，但是老百姓在大多数情况下，宁可把实现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腐败的司法机关身上，也不会想到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这其中或许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沈家本等第一代法学家关于培养一个律师群体作为司法公正柱石的设想是否已经被历史，或者说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湮没？在此仅以立法为例，我国现行《律师法》第二条为中国的律师下了一个定义：“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这一定义本身出发，我国律师在身份上不仅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相差甚远，也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把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并称为司法三柱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根据这个定义，除了在服务的内容上与一般的服务业有所不同之外，我们很难把中国的律师和其他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区分开来，更无法体现律师工作对社会的特殊意义。
立法上对律师职业的定位和评价过低，不仅与律师职业的特点和律师所肩负的使命有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也压抑了律师主动去维护社会正义的积极性和使命感，而且还极大地限制了律师职业的进一步发展。仅就目前而言，除了高收入和身份上的“自由”之外，我国的律师业似乎很难再有什么可以吸引人才的地方了。许多法学院的毕业生在离开校门后争相要涌入司法机关，却不太愿意去从事律师职业，就是因为社会对律师的评价实在太低。而律师行业发展的滞后，已经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的瓶颈。当前，随着“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如：审前证据交换、当庭质证和认证制度、提倡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设想和建议。这些设想和建议无疑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无论理论上的设计有多么精细，落实到具体上都需要有人去实施才行。法治社会离不开一个高素质、负责任的律师群体。仅凭理论界和立法者的一腔热血，而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在背后支持，这些美好的设想就很难得到实现——这就好比盖一所房子如果只有设计师而没有建筑师，那么所谓的高楼大厦就永远只能是停留纸面上的空中楼阁罢了。


①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② 同上，第15页。
③ 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④曹秋红：《中国律师业的回顾和展望》，《中国法律》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