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城镇房地产纠纷仲裁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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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制度之重构——兼论选拔性司法考试制度之构建

独钓寒江雪


论文提要：

　　目前我国的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制度实行的是“一职双考”模式。在该模式下，考生须同时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才能担任法官或检察官。该模式并不科学，在运行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招录机制不甚科学，与司法考试衔接不畅，招录规模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等。建立选拔性司法考试制度，实行“一职单考”，对我国的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制度进行重构，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和根本出路。现阶段我国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招录工作承载着缓解法院案件压力、加速新老交替、醇化司法队伍、缓解就业压力之四大历史使命，故应大幅增加司法人才招录规模，大胆推行“113”计划。重构后的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制度分为报名并填报志愿，考试，公布考试成绩及分数线、确定各省参加实务技能培训的人员，进行委托培养，分配学员等若干运行流程，并须建立若干配套措施以确保其顺利实施。

关键字：法官招录；司法考试；一职双考；委托培养


　　《公务员法》施行以来，我国各地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坚持“凡进必考”，彻底终结了过去法、检系统进人的混乱局面，基本实现了人才选拔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然而，目前我国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机制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如招录机制不甚科学，与司法考试衔接不畅，招录规模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等。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司法自身规律的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制度。

一、我国现行“一职双考”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模式及其产生背景

　　我国现行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实行的是“一职双考”模式。所谓“一职双考”，就是指担任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不仅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且要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任职模式。与“一职双考”相对应的是“一职单考”。所谓“一职单考”，就是指担任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无需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任职模式。

（一）《公务员法》明确规定我国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选拔实行“一职单考”模式

　　关于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是否必须参加公务员考试才能取得公务员资格的问题，早在《公务员法》制定时就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根据《公务员法（一审稿）》第十五条，要想担任法官和检察官，除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外，还必须同时通过公务员考试。但是此条规定在一审审议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录用从事审判、检察业务工作的人员，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实行两次考试。另一种意见认为，公务员录用考试和司法考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考试，考试内容不同，作用也不同，公务员考试必不可少。法律委员会经对以上两种意见反复研究后认为，从实际情况看，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增加考生负担，以不实行“一职双考”为好[1]。据此，最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确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任职人选，可以面向社会，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公开选拔。”按照《公务员法》的上述规定，国家可以直接从司法考试合格人员中选拔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而不要求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这意味着我国在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选拔制度上采取的是“一职单考”模式。

（二）资格性司法考试制度下“一职双考”的必然性

　　尽管《公务员法》明确规定我国在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选拔制度上采取 “一职单考”模式，但由于目前我国司法考试的性质为资格性考试，从而使得“一职单考”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资格性考试本身不具有选拔功能，国家要从司法考试通过人员中选拔法官、检察官，就必须要另外建立一种机制把众多的司法考试通过人员配置到具体的、特定的司法机关中去。比如，当某个司法机关有数倍于其招录计划的报名人数，且所有报名人员均通过司法考试时，招录组织单位就必须订立一个考核标准来决定谁有资格留下来。关于考核标准的制定，有以下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是以司法考试分数作为考核标准，因为司法考试分数是一个人法律素质高低的最有力、最权威证明。但现实问题是，由于试题难度不同，不同年份的司法考试成绩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以司法考试分数作为考核标准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方案二是以公务员考试成绩作为考核标准。既然司法考试成绩并不适合作为考核标准，那只好另外组织一场考试了。这场另外组织的考试就是现在的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招录考试。这就是目前法、检系统公务员考试的产生背景。

二、我国现行“一职双考”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模式运行现状及其反思

　　有人认为，“一职双考”可更全面地考察应试者的综合素质，相比“一职单考”制度而言更科学。笔者反对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一职双考”制度是相当不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具体理由如下：

（一）现行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招录考试照搬普通行政机关招录公务员考试模式，无法确保真正具备较高法学素养的人被招录到司法机关

　　其一，笔试科目中的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申论科目考试与法官审理案件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关联度极小，这两门科目的加入毫无疑问会稀释法律知识测试在考试结果中所占的比例，可能将真正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拒之门外。

　　其二，法律专业知识考试试卷总分只有100分，考试时间仅有2个小时，试卷容量十分有限，仅能考察出应试者对极少一部分核心法条的理解记忆能力和对极少一部分法学基础理论常识的掌握情况，无法像司法考试那样全面地考察出应试者必须具备的法律素质。另外，法律专业知识考试在命题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上也无法与司法考试同日而语。

　　其三，我国公务员考试中的面试为结构化面试，这种结构化面试有固定的套路，考生很容易经短期突击训练而取得重大突破，难以考察出考生是否真正具备上述能力。同时，面试成绩在考生总成绩中所占比重过高（一般占到总成绩的50%），这在实际操作中极易诱发腐败，产生暗箱操作等不公正现象。

（二）“一职双考”制度下“扎堆”报考现象非常严重且无法避免

　　在“一职双考”制度下，报考注定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现象：一边是一些条件较差的基层司法机关根本吸引不来司法考试通过人员前来报名；一边是大量司考通过人员“扎堆”报考大城市司法机关或高级别的司法机关（基层以上司法机关），使得这些招录单位人满为患，不断曝出天量的报考人数和报考比例。比如，2008年河南省法院系统面向全国公开招录784名公务员，其中河南省高院招录20人，报考比例达到36：1；郑州中院招录22人，报考比例约17：1[2]；而同样是要求通过司法资格考试的郑州市惠济区法院、郑州市上街区法院和六家郊县（市）基层法院报考人数竟然达不到3：1的开考比例要求[3]，经统一调剂后仍有部分法院因报考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不得不减少了招录名额。郑州市各郊县基层法院在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工资待遇等各方面都处于河南省基层法院前列，这些地区尚且吸引不来达到开考比例的司法考试通过人员前来报考，司法通过人员的“扎堆”报考现象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司法考试通过人员可以选择的余地比较大，他们永远有一个不错的退守阵地——去做律师，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对大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司法机关感兴趣。这种现状在短期内将无法改变，因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巨大发展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司法机关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工作环境和发展潜力上，也体现在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上。因此司法考试通过人员不选择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是在权衡各方面利弊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中国的现实国情再加上“一职双考”这一不合理的模式设计客观上造成了司法考试通过人员“扎堆”报考大城市司法机关或高级别的司法机关的现象不可避免。

（三）“一职双考”模式使司法考试面临很大“放水”压力

　　在“一职双考”模式下，大多数基层司法机关由于吸引不来足够的司法考试通过人员前来报名，不得不降低报名门槛：从“不必通过司法考试”降到“不必是全日制本科”，个别地区甚至降到“大专文凭也可报考”。结果可想而知，新招录的人员绝大数都没有通过司法考试。比如，2004年黑龙江省法院系统220名新进人员中，有司法资格的只有5人，占新进总数的2.3%[4]；云南省法院系统招录的公务员通过司法考试的比例分别为2005年8%、2006年占6.8％、2007年占 10.7％[5]。毫无疑问，在通过司法考试之前，这些新进人员并不会安心工作，他们会把工作撇在一边，一门心思地备战司考（相当一部分人可能需耗费数年时间备考）。为了让这些人早点通过司考以缓解日趋严重的案件压力，国家不得不大幅提高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和通过人数，甚至不惜为此煞费心机对卷四分数进行微调[6]，网友将其称之为司法考试“放水”[7]，司法考试“放水”现象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表现得尤为明显[8]。这无疑变相降低了法官、检察官的准入门槛，为以后的案件质量埋下巨大隐患。

三、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选拔模式之重构：建立选拔性司法考试制度，实行“一职单考”

中国 日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海运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根据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发表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了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发展两国间海运方面的关系，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在本协定中：
　　一、　“船舶”是指为商业目的从事海上旅客、货物运输的商船。
　　二、　“缔约一方船舶”和“缔约另一方的船舶”是指按照本协定第二条规定被承认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或日本国国籍的船舶。

　　第　二　条
　　悬挂缔约任何一方国旗，并持有该缔约一方主管当局按照本国法令规定颁发的船舶国籍证明文件的船舶，应被承认具有该缔约一方国籍的船舶。

　　第　三　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可以在缔约双方间，或在缔约另一方和第三国间从事旅客、货物运输。
　　二、　缔约任何一方海运企业租用的缔约双方以外国家的船舶，只要缔约另一方不提出异议，可以参加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运输。

　　第　四　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有权与第三国的船舶在同等条件下，进出缔约另一方所有对外开放的港口。
　　二、　缔约任何一方船舶在缔约另一方领海航行、进出港口或在港口内外停泊时，该船舶及其旅客、货物，在执行海关、检疫、港口规章和手续，在征收各种税捐和费用，在港口和锚泊地停泊、移泊、装卸货物，在使用港口设备、助航设备，在引水服务，以及在船舶、船员、旅客所需的各项物资供应和提供各种方便方面，享有不低于第三国船舶以及旅客、货物的待遇。

　　第　五　条
　　缔约任何一方承认缔约另一方的主管当局对该缔约另一方船舶颁发的船舶吨位证书。
　　对未持有缔约任何一方主管当局颁发的船舶吨位证书的船舶，缔约另一方可按本国的法令进行吨位丈量。

　　第　六　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颁发的船员身份证件，缔约另一方的船舶在缔约一方港口内外停泊期间，对持有本条上述身份证件的该船舶的船员，在执行出入境、登陆、海关、检疫的规章和手续方面，应给予不低于第三国船舶同样船员的待遇。
　　二、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船员身份证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指“海员证”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代替它的证件，在日本国是指“船员手帐”或由日本国规定代替它的证件。
　　三、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港口内外停泊期间，该船舶的船长或该船长指定为其代表的船员，在履行缔约另一方必要的手续以后，可以同该缔约一方的使、领馆官员会见。

　　第　七　条
　　本协定的规定不适用于沿海航行。但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为了卸下从国外运来的全部或部分旅客、货物，或装载运往国外的全部或部分旅客、货物，而由缔约另一方的一个港口驶往另一个港口时，不作为沿海航行。

　　第　八　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沿海遇到海难和其他紧急情况时，缔约另一方对该船舶及其船员、旅客、货物，应给予不低于第三国船舶及其船员、旅客　货物在类似情况下得到的救助和保护，并以最快的办法将上述有关情况通知缔约一方的有关当局。
　　二、　从本条上述船舶上营救出来的货物和其他物品，只要不是为该缔约另一方国内消费而运进的，免予征收关税和其他税捐。

　　第　九　条
　　缔约一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海运企业以权利，将其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经营海运业务所获有关收支的余额，按缔约双方都能接受的比价，以人民币、日元或两国承认的可兑换的货币汇交其总机构。

　　第　十　条
　　缔约双方为使两国间的海运活动，对双方间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在促进缔约双方船舶顺利开展旅客、货物运输方面，给予尽可能的合作。

　　第　十　一　条
　　缔约双方在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下，为了处理执行本协定产生的有关问题，可以适当的方式，在缔约双方同意的日期和地点进行协商。

　　第　十　二　条
　　一、　本协定在各自国家履行为生效所必要的国内法律手续并交换确认通知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本协定有效期为三年，三年之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之前，继续有效。
　　二、　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三年期满时或在其后，可以在六个月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缔约另一方，随时终止本协定。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日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日本国政府代表
　　　　　　　　　韩　念　龙　　　　　　　　　　　东　乡　文　彦
　　　　　　　　　（签字）　　　　　　　　　　　　　　（签字）
　　注：　１．１９７５年５月６日我外交部和日本驻华使馆相互通知，各方已履行了其法律手续，因此，本协定于１９７５年６月４日正式生效。
　　　　　２．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０日签订互免海运运输收入税捐的换文，于１９７５年６月４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