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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度执行计划


（签订日期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以下称双方），本着加强两国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合作的愿望，根据双方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签订的两国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的原则，决定签订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度文化、教育合作执行计划如下：

　Ⅰ　文化和艺术
　　双方同意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在可能的条件下，在对方国家举办包括多种艺术活动的文化周。

　Ⅰ．Ⅰ　音乐、舞蹈、戏剧和杂技
　　一、双方鼓励两国的艺术团体到对方国家访问演出，并鼓励作曲家、舞蹈编导、戏剧家和杂技艺术家的互访，以增进两国在音乐、戏剧、舞蹈和杂技方面的相互了解。
　　二、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巴西独奏”室内乐团将到中国访问演出；中国民间歌舞团、京剧团或其它种类的艺术团到巴西访问巡回演出。
　　三、双方鼓励两国乐谱、乐器、音乐磁带及戏剧录相带的交流。
　　四、中方将于本计划有效期内，派遣一专家组访问巴西，对巴西的民间音乐和舞蹈进行考察。巴西文化部下属的全国艺术基金会将负责巴西方面的协调工作。
　　五、双方支持本国艺术团体或艺术家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国际文化艺术节、比赛、学术会议、展览和博览会。

　Ⅰ．Ⅱ　造型艺术和摄影
　　六、双方鼓励画家和摄影家互访，为其创作以对方国家为主题的绘画和摄影作品提供方便。
　　七、双方鼓励互办艺术展。中方希望在本计划有效期内，接待一个高水平的巴西绘画展。

　Ⅰ．Ⅲ　博物馆
　　八、双方鼓励中国故宫博物院和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合作开展研究项目，以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了解。
　　九、双方支持在藏品分类和对具有历史价值的纸张修复方面进行合作。巴方建议文化部下属的路易·巴尔博萨基金会的保存和修复实验室对双方在历史研究和纸张修复方面的合作给予支持。

　Ⅰ．Ⅳ　图书馆、出版和档案
　　十、双方鼓励两国在图书馆学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保存与保护方面进行合作与技术交流。
　　十一、双方鼓励两国图书馆进行书刊和其它资料的交换。
　　十二、双方鼓励两国出版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为此，双方将互派出版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进行访问。
　　十三、双方鼓励两国合作出版对方国家作家的著作，具体事宜由巴西文化部和中国新闻出版署商定。
　　十四、巴方通过文化部文化交流和特别项目局建议，从１９９７年起，在中国出版巴西当代文学作品选集，并从１９９８年起，在巴西出版中国文学作品选集。
　　十五、双方鼓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与巴西文学院之间开展交流，特别鼓励举办讲座、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巴西文学院互派三至五人组成的作家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访问。巴方作家将由巴西文化部选定。
　　十六、双方鼓励两国档案机构间在信息、文献和历史文献的交流研究和档案保存方面进行合作。

　Ⅰ．Ⅴ　广播、电视和电影
　　十七、双方鼓励两国广播、电影、电视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十八、在广播和电视领域，双方重申根据两国政府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３日签署的在广播和电视领域进行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进行合作。
　　十九、双方鼓励合作拍摄纪录片，供本国电视台放映，以介绍对方国家的情况。
　　二十、双方同意两国的国家电视台和电台通过协商和非商业渠道进行节目交换。
　　二十一、双方鼓励两国电影演员和编导互访。
　　二十二、双方鼓励互办电影展。巴方建议通过文化部文化交流和特别项目局，从１９９７年起，在巴西举办中国电影巡回展，放映１０部配有葡萄牙语字幕的中国电影，同时在中国举办巴西电影巡回展，放映１０部配有中文字幕的巴西电影。
　　二十三、双方鼓励两国制片人和制片公司合作拍摄影片。

　Ⅰ．Ⅵ　其它合作与交流
　　二十四、双方鼓励巴拉那州和浙江省在对等原则下进行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体项目由双方有关文化机构商定。有关本条款的具体建议见执行计划附件一。

　Ⅱ．教育
　　一、双方根据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巴西教育体育部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５日在北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鼓励进行教育交流与合作。
　　二、双方鼓励发展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巴方有关建议见执行计划附件二和附件三。
　　三、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支持巴西利亚大学和里约州立大学关于聘请汉语教师的要求。
　　四、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司和巴西教育体育部高等人才培训基金会（ＣＡＰＥＳ），根据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９日在巴西利亚签订的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合作协议书，积极支持在同一个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巴西和中国教授和研究员，为培养特别是具有博士水平的人才提供有利条件，并通过两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制定的特别计划，发展科研工作的交流制度。
　　五、在各科和各级教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计划方面，巴方对了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补偿政策概况及教育评估制度和教育经费具有特别兴趣。
　　六、双方鼓励中国和巴西负责青年事务的机构进行友好合作，具体交流计划由两国有关机构商定。

　Ⅲ．财务规定
　　在本执行计划内的合作项目，派出方负责国际旅费，接待方负责在国内正式访问期间的费用。有关本计划项目的其它费用，由双方在项目执行前逐项商定。

　Ⅳ．通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和巴西外交部文化司、科学技术合作司，以及巴西文化部、教育体育部分别负责协调本计划的具体实施。
　　二、本执行计划不排除本计划以外的通过双方外交途径商定的其它项目的实施。执行这些项目的经费条件，将通过两国有关单位逐项商定。
　　三、与本计划有关的文化财产的出入境，应遵循双方国家的法规。
　　四、双方同意，本执行计划中所列项目将在两国每年通过的有关预算经费允许的范围内执行。
　　五、双方同意，中巴文化混委会下次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具体时间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六、本计划有效期截止至下一个计划生效之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玛丽娅·芭拉班

　附件一：　　　　　　　其它形式的合作与交流

　　１、巴拉那州音乐美术学校派遣古典大提琴教授、埃伊托尔·维拉·洛波斯作品演奏家奥克约·德·卡玛尔哥·内托到中国浙江省进行演出并开办讲座。
　　２、巴方建议巴拉那州音乐美术学校派遣巴西室内乐团到中国浙江省进行演出并开办讲座。
　　３、巴拉那州政府下属的瓜依拉戏剧基金会派遣该基金会舞蹈团到中国浙江省进行演出并开办讲座。
　　４、巴拉那州政府办公厅建议，在两省、州互办以“儿童如何看自己的城市”为主题的儿童绘画展，同时互办城市摄影展，首先是库里提巴市和杭州市摄影展。
　　５、巴方建议，通过巴拉那州文化局，在巴拉那州和浙江省公立图书馆之间进行图书、画册、词典和其它刊物的交流，旨在杭州图书馆设立一个巴西之角，在库里提巴图书馆设立一个中国之角。这一永久性设置可为两国互访的学者提供阅览。
　　６、根据对等原则，浙江省将派出浙江省民乐团、浙江省杂技团等艺术团组到巴拉那州进行友好省、州间的交流演出。

　附件二：　　　　　　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项目

　　里约热内卢州大学（里州大）
　　１、在教育方面互换教师（母语教学和公共教育政策）
　　佛路米恩赛联邦大学（佛联大）
　　１、进行中巴技术人员交流，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桑塔卡塔琳纳联邦大学（桑卡联大）
　　１、在下列方面进行教师和学生交流：
　　医药：
　　－－民用草药。
　　－－分类学、形态研究、活性物质提取、药物和临床研究。
　　－－草药应用普及方式。
　　中国工业化营养学。
　　中国保健操。
　　淡水养殖。
　　为师生学汉语创造机会。
　　应用于生物学的物理学。
　　巴西利亚大学（巴大）
　　１、同中国进行教师交流，开办具有本科和硕士水平的中医班。
　　２、接纳中方派一名教员来文学系任客座教授，开办汉语教学并扩大该领域中的师资交流。
　　３、体育系尤其在武术方面同中国进行师资交流。
　　４、社会服务系“人才发展合作计划”。
　　巴西利亚大学、伯南布哥联邦大学、桑塔卡塔琳纳联邦大学和圣保罗大学
　　１、巴西利亚大学、伯南布哥联邦大学、桑塔卡塔琳纳联邦大学和圣保罗大学同巴西针灸医学会正在制订一项培养中医人才的共同建议。为此，同中国中医大学机构进行交流是必须的，其目的主要是在这些大学开办中医专业班、硕士班、博士班和医疗所。
　　隆德利纳州大学（巴拉那州）
　　１、要求得到中方汉语教材（普通话），以供该校亚非研究中心向公众开办的汉语速成班之用。
　　执行计划附件三　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
　　关于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建议：
　　１、代表团互访
　　－－双方互派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员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访问。
　　－－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职业教育机构之间，包括互换师生在内的交流与合作。
题目：论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
论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
－－潘志恒

作者简介
潘志恒，一级律师，高级经济师。1953年出生，1969年参加工作。1980年厦门大学英语专业毕业，1986年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赴美国进修四个月（高级访问学者）。1993年获评高级经济师职称（1999年转评为高级律师）。现为广东省律师协会电子商务法律业务委员会委员；WTO法律业务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律师协会国际商务法律业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国际贸易货主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首席法律顾问；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任大型进出口公司总经济师，大型中外合资公司董事，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物业发展公司总经理等职。著有专著《破产法概论》（与另一作者合著，1988年出版）。曾发表“飘荡在虚无中的自由－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中的自由理论评析”、“康德自由理论评析”、“论WTO规范体系的特殊性及对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冲击”、“债权转让的风险防范”、“律师的社会地位与律师的使命”、“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等论文十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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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
－－潘志恒

行政诉讼法是规范行政诉讼行为的诉讼程序法。它既是司法机关通过行使审判权审查行政行为的依据，也是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追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依据。然而，行政诉讼法本身，也应有依据。它的依据无疑应是它的上位法，即宪法。这就产生了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问题。所谓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司法部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有无宪法基础？换句话说，即司法审查行政，有无宪法授权？其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诉权有无宪法基础？也即宪法有无明文规定行政相对人可以起诉行政机关。多年来，众多的学者、专家出版了众多的论著，发表了众多的论文，列举了众多的宪法条款，从肯定的方面论证了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诸如宪法第五条关于依法治国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人民监督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人权以及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规定；第三十四条-----四十八条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尤其是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权及对其违法行政行为有申诉、控告或检举权的规定；以及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规定等等条文，都被用来论证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似乎行政诉讼拥有充分的宪法基础，根本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问题。然而，笔者认为，上述列举的全部宪法条文以及其它宪法条文既没有明确授权司法审查行政，也没有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诉权。因此，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问题远没有解决，深入探讨行政诉讼法的宪法基础，在目前绝非多余。
一、 司法审查行政的政体基础
司法审查行政的前提，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或分立。这就涉及到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问题。君主制政体，由于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谈不上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立，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司法审查行政的可能。即使是共和制政体，如果宪法未明确规定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则司法审查行政仍缺乏基础。西方国家一般都奉行三权分立学说，因而宪法中一般都明确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在这些国家中，司法审查行政有着充分的政体基础，即其政权组织形式适应并支持司法审查行政机制。我国宪法不采取三权分立原则。宪法所规定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此规定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一切其它权力机关均从属于它；其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人民不通过其它权力机关行使权力。既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仅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则其它权力机构必然只能从属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也必然成为不仅仅是立法机构，而且是其它权力机构的产生源泉，同时也是其它权力机构的审查监督机构。宪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下，司法审查行政难免会让人产生种种疑问：作为同为人大产生、同向人大负责并同受人大监督的平等权力机构，司法有什么理由要审查行政？行政在接受人大监督的情况下，又有什么必要还要接受司法审查呢？这些疑问不解决，我国司法审查行政的政体基础就不坚实，不充分。
二、 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基础
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基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根据什么赋予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其二，宪法的哪些条文授予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下面逐一论述之。
1、 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根据
在西方国家，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的理论根据是：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对权力必须限制和制约。而在众多制约权力的方法中，以权力制约权力便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根据这一理论，便形成了权力相互制约的宪法原则。西方国家的宪法大多采用此原则。这使得在西方国家，司法审查行政不但有着充分的宪法基础，而且是宪法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我国宪法不采纳权力互相制约原则，而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宪法第三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然而，对“民主集中制”的定义、内容和范围，宪法未做规定。据笔者所知，在其它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有关规定。人们要想弄清楚“民主集中制”的定义，也许只有到《毛主席语录》中才能找到。撇开定义不清的问题不谈，就字面解释，所谓民主集中制，一定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由他来发扬民主，并由他来最后集中。发扬民主是他的权力，最后集中更是他的权力。人们在这个原则中，绝对找不到任何权力互相制约的踪影。既然我国宪法不采纳权力互相制约的原则，而实行没有权力互相制约内涵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在我国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根据就只有一个可能，即：司法机关是民主集中制的最后集中者。但这又绝对不可能，因为宪法第五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司法机关。如此，则民主集中制的最终集中者顺理成章，应是全国人大。这样司法审查行政的根据就成了问题：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行政机关，对下，它要发扬民主，并最后集中，对上，它被发扬民主，也被最后集中，而这个最后集中的机构又绝对不是司法机构，如此，司法机构何来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呢？
2、 司法审查行政的宪法授权条文根据
即使宪法原则对司法审查行政的权力未提供根据，只要宪法条文明确授权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则行政诉讼法仍有着充分的宪法基础。关于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条款，学者们热衷引征的是宪法中的如下几条：一是宪法第五条，该条明确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是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三是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将上述三条作为司法审查行政的宪法授权条款，无论如何都会显得十分牵强，十分含混也十分不足。就宪法第五条规定来说，人们当然完全有理由主张该条所说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当然包括行政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政行为，而该条所说的“予以追究”，当然包括司法机关通过行使审判权而进行追究。这样一来，司法审查行政违法行为的权力不就成立了吗？但是，如果按此逻辑推论，则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及政权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就有可能被全部推翻。因为“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不但包括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而且也包括立法机关即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可能的违法行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人组成的，不是神，因而也有可能犯错），而追究人民代表大会的违法行为，与我们的政体不符，更与我们政权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大相径庭。更有甚者，所谓的“予以追究”，不仅包括司法机关通过行使审判权追究，而且包括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追究，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追究等等，如此一来，此条规定，不仅可理解为授权司法审查行政，同样也可理解为授权行政干预司法，甚至还可以理解为行政和司法都可以审查立法，干预立法。如此，则与我国的政体和政权组织原则大相径庭，整个宪法秩序都会被打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必须由宪法以特殊的条款明确地规定，而不应从原则性的笼统的规定中去推定。尤其在政体和政权组织原则都不支持司法审查行政的情况下，就更应以特殊条款明确授权之。
就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来说，该条仅规定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并未对审判的范围和权限做出具体规定。就像从第八十五条关于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规定中不能推出行政机关有权干预司法一样，从第一百二十三条关于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的规定中也不可能推论出法院有权审查行政行为的结论。因此，该条不是也不可能是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条款。
最后，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也无法成为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条款。其理由有二：第一，本条的立法本意是排除其它机构或个人对司法机关行使审判权的干扰；而不是授权司法机关去审查行政机关或其它权力机关的行为。这从本条规定的全文可以明显地看出。该条全文如下：“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本条是排除干扰条款，不应理解为授权司法审查行政的授权条款。第二，“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审判独立”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对行使审判权的方法的规定，也即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不得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保证做出公正的判决。而“审判独立”则是一个体制上的规定，它意味着审判机构独立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以及其它权力机构之外，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既不受其它权力机构影响，又与其它权力机构相互制约。从理论上说，审判独立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只有审判机构完全独立了，审判机关才有可能完全独立地行使审判权。但在实践中，未独立的审判机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有可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根据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我国法院应该做到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依据，同时也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限制，因为法院据此仅可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却不能拒绝人民代表大会的干涉，因为人民法院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人大行使监督权，法院必须接受。这就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限制。一个连“独立行使审判权”都受到限制的审判机构，怎么可能拥有对其它权力机构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我国宪法未明确授权司法审查行政的情况下，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审查行政行为便缺乏宪法基础。而没有宪法基础的法律既难成立，也难实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修改宪法，或者变更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权组织原则，将审判机构完全独立出来，并采纳权力互相制约的政权组织原则，以支持司法审查行政；或者补充宪法条文，明确授权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并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接受司法审查，执行司法判决。从目前情况看来，后一种方法也许更为可行。
三、 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诉权基础
根据民事、行政案件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只有在行政相对人将行政机关告到法院时，法院才有可能行使审判权，审查行政行为。为此，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什么样的行政相对人，对什么样的行政机关的什么行政行为（作为和不作为）可以起诉，也即对行政相对人的诉权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然而，如此规定的依据是什么？如此规定有无不妥，有无缺失等问题，还是要到宪法中找答案：宪法对行政相对人的诉权有无原则性规定？如有，这个原则性规定是什么？目前行政法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即是行政相对人诉权的依据。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理由是：第一，宪法第二章虽然对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做出了规定，但并没有对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做出明确规定。第二，公民并没有包括全部行政相对人，对于那些不是公民的行政相对人宪法第二章不发生效力。兹详述之：
1、 基本权利与诉权
国内有些学者将“法治主义”归纳为两个具体的原则，即：“有权利即有救济”和“权利救济必须有效”。撇开这种归纳是否准确不谈，这两个原则却完全可以作为诉权的理论基础。诉权源于对权利的救济，它包括两个内容，其一，当权利被侵犯，或权利的实现被阻碍时，有诉诸司法救济的权利；其二，当接受司法救济时，有受到公正审理的权利。这两个内容，一个是“有权利即有救济”的原则体现，另一个则是“权利救济必须有效”的原则的体现。诉权虽然是一种权利，但却与一般的权利有所不同。它是救济权利的权利。它以权利为基础，将权利作为救济对象，是对权利寻求救济的权利。如此说来，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并不等于就规定了诉权。而没有诉权的规定，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就有可能流于毫无意义的空规定。有鉴于此，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宪法中对诉权做出规定。 我国宪法用第二章整章的篇幅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但对诉权，却未做出明确规定。宪法第四十一条列举了“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唯独没有规定“起诉”的权利。第四十一条三款规定：“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却没有规定为：“有诉诸法律程序，要求赔偿的权利”。规定有权取得赔偿，与规定诉诸法律程序要求赔偿，其结果完全不同。仅规定有权取得赔偿，而未规定取得赔偿的途径和方法，则该权利既无保障，也难实现。而规定诉诸法律程序，要求赔偿，就不但规定了取得赔偿的实体权利，而且规定了实现权利的救济权利和救济方法，这样的权利才是有保障，可实现的权利。
即使第四十一条三款可扩大解释为包括诉权的实体权利，该诉权的范围也是十分狭窄的，不足以成为行政诉讼法的诉权基础。该款权限于公民权利受侵犯并受到损失的人取得赔偿的权利。而对公民行使权利时被限制、被阻碍，乃至公益权被侵犯时的诉权，以及其它权利受挫时的诉权并不能以该款为依据，因此，为使行政诉讼法的诉权规定有充分的宪法基础，有必要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增加诉权的规定。
2、 公民与行政相对人
无疑，公民有可能成为行政相对人，但行政相对人并不仅限于公民。除公民外，各种企业事业单位，各个社会团体乃至各种政党组织甚至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等等都可能成为行政相对人。因此，即使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诉权，仍不足以涵盖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相对人诉权规定的全部宪法基础。因为公民的权利并不当然就是各种社会组织的权利，各社会组织也不当然就享有公民的权利。在这方面，我国宪法有着明显的缺陷。细读宪法，人们会发现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有17条，而保护社会组织的权利的规定却仅仅有4条，即：第八条三款有关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规定；第十六条有关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规定；第十七条有关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活动独立自主权的规定以及第十八条有关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规定等。这些规定仅涉及部分社会组织，如集体组织、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并且有些还仅涉及部分权利，如经营自主权、独立经营权等。而对广大的其它社会组织，如党派、社团、事业单位等等，却连一条权利的规定都没有。更别说授予诉权了。笔者不理解，宪法对社会组织，为什么不能像对公民那样规定：“任何合法的社会组织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只有规定了权利，才产生权利救济的必要，才能进一步规定寻求救济的权利的可能。要使除公民以外的其它行政相对人拥有充分有效的诉权，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社会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寻求救济的权利），哪怕仅是原则性的笼统性的规定，也比没有强。
综上，我国宪法，并没有为行政相对人的诉权提供充分的宪法基础。要使行政诉讼法中对诉权的规定有效成立和顺利实行，应该对我国的宪法做出相应的修改。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历经数年，目前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诸如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放宽原告资格限制，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有效行使诉权，进一步改善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环境，以及加重行政机关首长的个人法律责任等等方面，都被列入《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范围。从部门法的发展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行政法（包括行政诉讼法）的发展已远远走在了宪法发展的前面。这也并不奇怪，在世界法制史上，不乏因部门法的发展而推动宪法的发展之事例。我们真诚的希望宪法界的同仁们能够正视部门法发展的挑战，有所作为，有所创新，全力推动我国宪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