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
——基于农民阶层与经济法的双重分析视角
李长健
转贴自：《经济法学家》（2006） 原作者：李长健
摘 要：目前，我国正经历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变。社会阶层分化、流动和组合深深影响着法律制度、法律原则的变化，有时还主导着其发展方向。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有着自身的本质性、时代性内容、要求和发展趋势。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是保障社会利益的本质诉求，社会利益原则制度化则是社会利益实现的制度解。经济法已成为社会利益实现及法律原则化的主体制度，共同形成以宪法为核心、行政法为主导、民商法为补充、诉讼法为保障的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系。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是巨大的。农民阶层会使社会利益原则的价值序发生方向性影响、内容序发生层次结构支撑性影响和主体序发生动力性影响。
关键词：农民社会阶层 社会利益原则 经济法律制度 价值序 内容序 主体序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告诉我们：我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系统化的改革和建设措施不仅给社会带来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带来了制度文明；不仅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巨变。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1] 结构的变化，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必将使反映社会利益关系的法律制度、法律原则发展变化。事实证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伴随着阶层变迁所带来的利益之争，并深深反映在法律之中。因此，关注利益的矛盾、冲突与协调，研究阶层对利益的影响，特别是对法律制度中的利益原则的影响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一、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
何为社会利益？对社会利益内涵的认识将直接影响我们围绕社会利益而展开的研究。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即社会利益）是组织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2] 可见，在边沁看来，个人利益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利益，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体利益的总和，亦即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利益。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一书中将利益分为三大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3] 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我国学者也纷纷对社会利益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是一种根据利益主体进行分类而来的，是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并列的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共社会。社会利益表现的权利形式上，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或国家。[4] 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包含广泛的内容。[5] 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一样，都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主要以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为内容，以维护社会的自治和良性运转为目的，并且排斥国家的肆意干涉。[6] 更有管理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区域内，所有的个人与组织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7] 笔者认为：社会利益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对社会的不同理解导致对“社会利益”的不同认识。如果将“社会”作为包罗一切的广义理解，社会利益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利益，是所有利益概念的上位概念。如果将“社会”作为相对狭义的理解，社会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8] 或是以共同物质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9] “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0] 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社会利益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笔者认同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均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认同：如不作特别的分析考虑，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同义。社会利益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基于一定的社会目标而对诸种社会要素和社会状态的共同需要所体现的利益形态。社会利益是广泛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具体的、独立的利益形态。
在对社会利益有了初步认识后，我们分析一下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我们知道：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11]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形成。尽管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在不断变动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但其资本构成成份、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流动机制等方面都较1978年前有了深刻的变化，[12] 其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阶层基本成份不会有大的巨变。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不同阶层因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变化，表现为不同的阶层成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从而导致利益的分化，原有社会的利益整合机制被消解，需要建立起新的利益整合机制。反映在利益关系上，就应在增强阶层群体意识，在促进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同时，协调利益关系，整合不同价值追求的多元利益目标、利益和谐与社会公正。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归一措施是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社会利益，通过社会利益的质与量的双向供给，从而满足多元化利益主体对利益增加的共同追求，使利益分化下的社会冲
突有了消解的利益基础。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从其外在形态看，正经历着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化；从内在依据看，正经历着以无形资产（权利、声望等）向有形资产（金钱、财富等）为划分依据转化；从其发展历程看，正经历着分化型分化（纯粹的阶级层分化）向整合型分化(伴随着协调或整合的分化)转变，[13] 正经历着自然、自发分化为主向国家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分化方向转变。但总的看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还没有形成与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14] 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法治化使社会阶层分化更加剧烈，社会阶层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走向多元化，社会阶层分化正经历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种不断发展中的社会阶层分化使社会利益形态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使社会利益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已不再是纯市场的行为，国家的介入、社会制度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生活习惯的影响、文化的作用等均使社会阶层分化有了可发展、可规制、可民主、可文明的演进动力和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制度的作用成为社会阶层分化下影响社会利益形态的首要因素，深深地影响着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形态。社会利益法治化的要求成为社会阶层分化中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实现的本质性、时代性要求。
二、法律原则化的社会利益
（一）法律原则化：保障社会利益的本质诉求
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法治社会，社会利益的相对独立是不争的事实。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不仅是法治化国家的新使命，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需要。在社会阶层分化下进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对因分化产生的新的阶层结构的阶层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与协调，以实现利益的和谐，而利益和谐的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增量化、独立化和法律化，因为阶层分化中新阶层与既得利益阶层之间必将展开利益争夺。只有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才能为和谐利益关系的形成提供可能。尽管社会阶层分化本身不属于法治建设的范畴，但它能够为法制建设提供动力；尽管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不具备很强的操作性，但它可以为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提供基础和出发点，有时还可以成为法律实质性判断的依据。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就是应在法律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中确立社会利益原则。
社会利益法律原则化是对社会利益的价值提升，其价值取向是实质正义。将社会利益作为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是保障社会利益、实现实质正义的本质要求。相对于普遍化价值的形式正义而言，实质正义反映的是一种具体化的价值，是局部的、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享有的价值，是其对现实的享有与满足的价值。实质正义不仅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追求各自合法利益目的的工具，以促进个人追求个人目的而达致的社会普遍利益，而且努力为社会成员制造条件，积极为其寻求具体的、现实的利益享有的途径。[15] 特别是在社会成员无法自身实现具体、现实的利益时，国家通过法治手段介入，进行社会制度的理性安排，就显得重要和必然。
（二）原则制度化：社会利益实现的制度求解
改革和现代化是深刻的社会转型，必将伴随经济与政治体制转轨、文化模式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改革和现代化不仅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实现个体利益，体现自我价值的可能和条件，而且为社会成员进取获胜或失败营造了充满活力、彰显公平的重要心理基础。可以说，改革和现代化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和动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改革与现代化的深入，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要求我们必需高度重视社会利益分化加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分化所呈现的利益主体异质化、利益需求多元化、利益获得途径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与冲突显化等特点，[16] 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交换的利益关系变得复杂、紊乱和繁变。这种不稳定的利益结构关系将严重影响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持续发展，进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以社会利益为基础、个体利益为主体、国家利益为保障的和谐的利益体系，合理架构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成为制度建设的必然选择。
1．社会利益基本属性的制度反映。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基于市场自由竞争的理论，人们一般认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追求个体利益的结果必然促进了社会利益。于是充分实现个体利益成为增进社会利益的前提。随着市场失灵，伴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个体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性方面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元。利益结构中的基础性利益——社会利益不断走向社会和制度的前沿。社会利益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可转化性、表现形式多样性[17] 和利益主体不确定性等属性，这些属性要求国家以社会利益对实质正义的价值诉求为目标，在综合各种政策分析、价值观念、道德评判因素和文化模式考量后，依据制度规则对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介入。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价值追求的国家或政府往往不可能坐等社会利益的自然形成，正视个体利益至上所带来的社会流弊，总会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去寻求一种自然秩序与设计程序良性互动的法律机制，以反映社会利益原则制度化的属性要求，以实现社会公平。[18] 不过，在社会利益原则的制度嵌入中，我们既要防止国家或政府失灵，又要防止市场失灵，更要防止制度的失灵，防止各种扭曲正常的利益关系的机制形成，用制度、文化、道德等价值力量，进行法律判断、道德判断、文化判断为内容的综合判断建立促进和谐利益关系发展的反扭曲利益机制，以实现社会利益对公平与正义的实质追求。正如E•博登海默所说“仅仅培养一种公正待人和关心他人的精神态度，其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处于支配地位。推行正义的善意，还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目标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来加以实施。”[19]
2．法律共同的目标。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目标任务。和谐的社会需要公正，公正的社会必定是和谐的。在国家运用法律制度的力量去组织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特别是实质公平正义时，社会利益原则就是衡量行为规范与否、社会和谐与否、社会公正与否的基础性原则，就成为所有法律制度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法律规则基础的法律原则根源于社会现实条件，反映社会发展的方向、要求和规律，体现出法的本质和基本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原则是国家在特定时期通过法律控制社会的最高准则。社会利益原则体现着社会阶层分化下个体、国家和社会之间利益联系的基础性要求，是各部门法对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所应依据的准则。对社会利益的实现、维护与增进应成为各部门法制度构建时均应遵守的利益衡量原则。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每项权利实际上都可能让步于公共利益。”[20] 社会阶层分化下的中国社会转型，需要进行各类利益整合，物质层面、文化层面、道德层面和制度层面等都存在着许多急需整合的问题。作为制度层面的整合而言，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背景下，伴随法律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的脚步，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第三法域）的法律制度均需要进行制度整合，从而实现制度和谐。而不同法域的部门法律制度进行整合的利益基础就是协调并和谐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制度安排中的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利益结构关系，以社会利益原则为制度安排联结性、和谐性原则去架构和谐社会中的部门法律制度。在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任何部门法都应成为社会利益的守护人，不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不仅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是没有权威的。
3．经济法——社会利益实现及其法律原则化的主体制度。社会利益的实现和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是法律的共同目标。在法律制度体系中，社会利益法律原则化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体现。可以说，围绕社会利益原则，我国法律制度已构建了以宪法为核心、行政法为主导、经济法为主体、民商法为补充和诉讼法为保障的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系。
宪法是法源，是国家的根本法，对社会利益保护和最基本社会利益（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宪法条文中处处得到体现，是保护社会利益的纲领性法律文件。我国宪法第51条之规定则是宪法最具核****的规定。行政法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21] 其对社会利益的优先保护主要体现在，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行政法价值取向当然地将社会利益置于优先保护的地位。保护社会利益不仅是行政法的根本立法目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行政法产生和存在的需要。社会利益之于行政法的创新和实施同样具有本体的意义。这也是国家公权力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在法律中的表现。[22] 民法的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适应了市民社会的客观需要。在追求人人在人格平等前提下获得平等的机会利益，体现鲜明的形式公平的同时，对市民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也成为其固有的内容，只不过市民社会的整体利益最终表现为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并以个体利益为载体。[23] 民法自身隐含着对市民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利益原则维护的必要补充，商法更是如此。诉讼法律制度对社会利益原则的维护的保障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公益诉讼中，在此不多赘述。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产生于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作为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管理协调的经济法必须以社会的整体利益[24] 为最高准则。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位，从外部协调和内部规制两个方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既保证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协调，又保证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平衡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协调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竞争秩序和分配秩序，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首先，经济法所追求的整体利益是经济社会化和现代化，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必然要求。人类的行为不再是个体的行为，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和时空中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法自产生之时起，就决定其应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为一切利益维护的首位。其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既不同于个人利益，又不同于国家利益的新型利益。其整体性、全局性利益是市场内部主体个体利益、社会内部主体个体利益，乃至体现对阶级统治的管理秩序维护的国家利益所替代不了的。再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超越当代的、发展中的“动态”的社会利益。它不仅追求当代社会的整体利益，更主要维护代际之间的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利益。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法中的运用，兼顾效率与效益，兼顾个体与整体，兼顾公平与公正，兼顾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保护每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权利和维护整个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公共秩序，是经济法视野中社会整体利益的必然选择。最后：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主要由国家去代表社会整体利益，是主要借助国家权力，运用多种手段对经济法进行规制，对社会经济进行协调而实现的利益。[25]
经济法制度以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为最高制度准则：经济法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角度，通过平衡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实现经济自由与秩序、经济民主与集中、经济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持续在社会整体利益之上的协调统一。经济法在国家对整体经济生活的干预协调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处理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时，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通过消除自由放任和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26]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法调整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生产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是经济法的本质和价值的体现，是经济法的宗旨和精神的反映。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经济法的一切领域均应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要的最高准则，亦即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在经济法视野中，一切经济法行为、经济法制度安排的好坏、优劣，其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程度，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2）经济法在协调个体效益、集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时，以社会整体效益为根本指导准则，亦即社会整体效益优先。
经济法自产生以来，为回应社会化大生产对法律的挑战，从社会本位出发，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责任，以鲜明的整体效益价值取向与传统法律部门相区别，从而使其成为维护社会利益原则法律制度中的主体制度力量。
三、农民阶层——影响社会利益原则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属于经济基础变化对上层建筑影响的范畴。社会阶层的每一次变化均会引起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变化。社会利益原则属于法律制度层面中法律原则的范畴，社会利益原则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相应而行，有时其原则的变化可能还超前于对具体法律规则的影响。换言之，在社会阶层变化下，法律原则有可能领先于具体法律规则的变化而变化，现代社会对法律规则，特别是新的法律规则的制定所表现出来的严格程序和社会阶层利益博弈更使法律原则的变化成为解决具体法律规则未改变（或未产生、未生效）之前出现的新情况的制度规范。这是否说明法律原则较法律规则所具有的较强稳定性发生改变了呢？我们只能说，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的，稳定性不应成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重要区别。法律原则表面的稳定不代表其内涵的一成不变。笔者认为：一定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可以有一成不变的具体法律规则，但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高位阶性、普适性、原则性和相对稳定性，才是两者的重要区别。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不仅可以指引人们正确地运用规则，而且可以弥补没有相应法律规则时的不足，代替规则作出裁决。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基础和来源，往往体现一种价值观，体现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的模式或模型。”[27] 在判例法中两者的关系较模糊，成文法中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比较明晰。就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现实而言，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往往最先影响的是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原则的因时而变。
研究阶层对法律原则的影响，笔者尚未查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为尝试，笔者就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进行探讨性研究，祈望能为阶层分化下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体系的建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是：其一，社会阶层分化必将引起制度层面的变化。其二，农民阶层是可分化的，其分化是中国阶层分化的主体，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持续演进着。其三，社会阶层利益的价值取向、形态、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一）价值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方向性影响
中国农民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走向，中国农民的法律特征同样决定着中国法律的正确走向。[28] 重视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影响的分析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和根本的。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社会利益原则价值实现的次序和方向。在农民阶层大量分化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对利益的追求大都存在个体多元、性质一致性的“异体同质”现象。可以说，农民是当时我国最具利益一致性的群体。随着阶层分化的进行，这种“异体同质”现象不断受到影响，但整体而言，“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的利益目标和大规模性特点尚未真正改变。农民阶层的这一利益目标和特点决定着社会利益原则对不同价值追求的序列。尽管“就各种价值目标或利益主张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最优标准，但我们仍能对价值的位阶或利益的轻重作一基本排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据以判断‘序列’及‘层次’的标准。”[29] 德国学者克莱以量最广，而且质最高的价值作为最优先次序的价值。[30]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实际判决中也确定了个人利益应符从“更高的社会利益”价值序列。笔者认为，从判断标准来看，这种“量最广”、“质最高”还不足以成为价值的次序的判断标准，特别是社会阶层处在不断分化、社会关系不断现代化、社会主体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对价值序的影响，还应考虑农民阶层分化的方向和价值的质与量的方向关系。量最广、质最高，与阶层分化同向的价值才是社会利益原则所追求的最优先序的价值。我们可称之为“量广、高质、同向”，或阶层分化与价值追求的“同质同向下的量广”。那种“同质异向”、“异质同向”、“异质异向”的量广不应成为社会利益原则最优先次序的价值。
（二）内容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层次结构的支撑性影响
从历史看，法不仅与社会阶层分化而同时出现，而且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也是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得到完善，得到适用。法在运行中不断地对各社会阶层的地位、权利、义务进行确认，不断地对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进行维护。与此同时，社会阶层对不同利益的需求也影响着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巨变，使原来较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者、私人企业主、乡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等多个阶层。这些阶层的分化与流动往往伴随着城乡的密切交流，使传统较封闭的单一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体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断开放、变化着的农村社会结构支撑着国家法律在农村的运行，可以说，农民阶层的阶层分化与流动为法律运行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结构性支撑。这是一种反映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结构关系，使得农民阶层在这种利益结构关系下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内容有了更加明确、富有层次的、不断拓展着内涵和边界的要求，农村社会结构开始由金字塔向橄榄型转化。从阶层内部而言，农业劳动者阶层开始缩小，中间阶层在不断壮大，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从阶层外部而言，农业劳动者正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这些变化使社会利益原则中社会安全、机会公平、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利益层次内容不断得到层次性的加强、适用区域的拓展和结构性的支撑。阶层层次结构影响利益关系的层次结构，利益关系的层次结构影响调整这些关系的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层次结构，这一逻辑链条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和加强。我们可以说，农民阶层可持续分化是推动农村法治的动力，并为法治提供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基础
（三）主体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动力性影响
社会利益原则的产生、发展和适用需要各种载体形式，制度载体、文化载体、组织载体是其基本的载体形式。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在于：通过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和组合，形成不同的主体形态，推动着社会利益原则的产生、发展和适用。这些主体形态包括国家、政府、各类市民社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种类繁多、层次多样、关系复杂、不断变化的形态。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和组合成为影响社会利益原则发展的动力。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可转化性等特点加强了社会阶层对其发展的动力作用，并通过阶层及其组合的主体形态之间所进行的集体选择，将社会利益原则中的主体位序进行排列，从而使表面上因社会利益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主体虚置状况得到契约化、制度化的改变，使不论在任何社会时空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社会利益的主体。
国家是社会利益原则的确定者和当然代表者，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利益原则主体序中位阶最高、最具权威性的主体。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融合互动的国家社会模式下，[31] 各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方式由单纯意义上行动走向制度契约下的博弈与妥协。社会主体通过大量的争执、交易、妥协达成的以社会整体的名义对外的利益诉求，唯有借助国家的成熟的、覆盖面最广、组织体最完善和强大的、广泛的民主商议机制来实现，从而使国家成为社会利益代表者有了制度上的现实性和保障性。社会利益的整体性也为国家代表社会利益准备了基础性条件。国家将整个社会各类成员集合起来，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联系方式得以法律制度化的固定，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有序的状态存在着。毫无疑问，国家具有代表社会利益的适格性。[32] 政府是社会利益的整合者和社会利益的主要维护者。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整合者的作用远强于维护者的作用。政府自身的利益和政府干预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政府失灵”现象，使其不能成为唯一的最佳社会利益维护者。政府对社会利益维护中的缺陷需通过国家、社会中间层主体、社会个体和其他阶层组织来弥补。社会阶层中的个体也同样因为利益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不能成为社会利益的主要维护者，但其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主要享有者。社会个体通过对社会利益获取游戏规则的认可去展开利益的争夺和对社会利益的享有。纵使有时失败，也期待在下一次机会中获得成功，从而使社会利益有了使游戏可持续下去、并服从大局的社会阶层基础。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的主体作用的发挥，除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利益整合与形成机制、有效的维护机制外，还需有表现各阶层利益的诉求的表达机制，有畅通的阶层分化流动机制（特别是向上流动机制）和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共享成果的机制。这样，就会使各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产生共识，使社会利益原则在法律原则体系中的位阶得到有共识的提升。中国农村阶层分化、流动与整合是在所有制结构变革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变迁，促进了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追求的觉醒。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分配制度的改革、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使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产生的作用、分享的机制体系和维护的机制有了更新的市场化、法治化实现的路径，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利益的发展。可以说，农民阶层已成为社会利益发展的新的重要的动力，也必将成为维护社会利益原则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作用还表现在对社会利益发展序、时空序、社会利益形态、运行机制体系、规则制度体系、实现范式和模式等方面的影响。笔者将在今后分别对其进行探讨，祈望能对此命题有一个体系化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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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1990年12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9年6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0年11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将〈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中计划外生育费修改为社会抚养费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2年11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2002年11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居住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公民和户籍在本自治区而居住在自治区外的公民，以及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节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与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责任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生育工作以及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的人口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计划、人事、监察、公安、工商、农牧、林业、编制、民族事务、国土资源、药品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按照综合管理的原则，做好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计划生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民政、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其他国家机关应当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管理和保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全国人口发展规划及上一级人民政府人口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编制本行政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作为考核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严格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足额到位，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专项资金，每年从新增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奖励自愿少生的农村计划生育户，逐步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及山区农村计划生育纯女户养老保险、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救助所需的资金。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责任制，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并接受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指导。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工作范围，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情况公开、民主评议和监督制度，依法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人员，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其报酬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解决。
第十二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机构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为主，纳入现居住地的日常管理。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三条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少生优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男二十五周岁以上、女二十三周岁以上（少数民族男二十三周岁以上、女二十一周岁以上）结婚的为晚婚。
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后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十四条 城镇居民或者一方为城镇居民，另一方为农民的，只能生育一个子女。但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夫妻双方或者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二）患有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三）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的鉴定，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或者可以避免的遗传性残疾儿，适宜再生育的；
（四）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
（五）夫妻一方为归国华侨或者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来自治区定居的；
（六）男方连续从事井下采掘作业五年以上，并继续从事井下采掘作业的。
第十五条 提倡农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最多生两个。
农民已有两个子女，但都患有非遗传性残疾，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的鉴定，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可以申请再生一个。
固原市原州区，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盐池县、同心县（以下统称山区八县）的少数民族农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最多生三个。
自治区内移民搬迁户执行迁入地生育的规定。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再婚的，一方已有一个子女，但另一方为未生育的；
（二）三十周岁以上的未婚者与已有两个子女的丧偶者结婚的；
（三）再婚前双方都生育一个子女，其中一方子女已死亡的；
（四）山区八县少数民族农民，再婚前双方各有一个子女或者一方有两个子女、另一方为未生育的。
第十七条 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从转为非农业户口之日起，执行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
农垦系统职工执行城镇居民生育规定。
第十八条 依法确立婚姻关系并系初婚或者曾婚无子女的夫妻，可以自行安排生育第一个子女，并持经常居住地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领取《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
《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由自治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准予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不得少于四年；但有本条例第十四条（二）项的情况除外。
具备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子女条件的，夫妻双方应当向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将子女送养的，不得享受本条例有关可以生育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子女的生育规定。
遗弃子女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不得批准再生育。
第四章 计划生育综合服务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保障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综合服务网络，并纳入社区服务体系。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三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持《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免费享受避孕节育以及技术常规规定的各项医学检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诊治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农村育龄夫妻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予以保障。开支标准和列支方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城市育龄夫妻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参加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没有参加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由所在单位或者当地财政负担。具体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计划生育服务站、所应当做好节育技术服务及优生、遗传的咨询服务工作，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孕妇孕产期保健。婚前男女双方应当进行健康检查，育龄夫妻应当接受优生指导。
第二十五条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检查诊断，夫妻双方或者一方确实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疾病的，禁止生育；已怀孕的必须终止妊娠，并施行绝育手术。
第二十六条 育龄夫妻应当落实节育措施。按照本条例规定已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子女的夫妻，应当动员一方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违反生育规定怀孕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终止妊娠。
第二十七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计划生育服务站、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必须符合国务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规定的施行手术的条件。
个体医疗诊所不得从事计划生育手术。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他人做假节育手术或者非法摘取节育器、皮埋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二十八条 施行绝育手术的夫妻，因丧子女而无子女要求生育的，经双方申请，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核实，报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在指定的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输卵（精）管复通手术。复通手术后，可以生育一个子女。
第二十九条 经设区的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的鉴定，确属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的，应当给予及时治疗，医疗费用由原实施节育手术的单位承担。治疗期间，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照发，其他人员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经济补助。
因施行节育手术造成医疗事故的，按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
第五章 优待和奖励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可以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一）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
（二）按照本条例规定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子女，只存活一个，不再生育的；
（三）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不再生育的。
第三十一条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由父母申请，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核实，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颁发。
独生子女或者父母享受以下优待、奖励：
（一）自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每月奖励独生子女保健费十二元，发到子女年满十四周岁止；
（二）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可以增加产假四十天，并给予男方护理假十天，工资、奖金照发。夫妻不在一地的，除探亲假外，另外给予男方护理假三十天，享受探亲假待遇；
（三）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女方，在产假期满后抚育婴儿有困难的，经本人申请，单位给予六个月的哺乳假，工资按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计发，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
（四）贫困地区发放中小学人民助学金时，对农民独生子女的发放金额应当高于其他学生的百分之三十；
（五）农村独生子女参加高中招生（含职业高中）考试的，给予加分的照顾。农村独生子女参加大、中专招生考试，报自治区属院校和地方院校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六）安排劳务输出时，应当优先安排独生子女或者其父母；
（七）免去农村居民夫妻双方两年的无报酬农村用工。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农村计划生育户以下优待：
（一）山区八县少数民族农民夫妻按政策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而自愿少生一个子女的，在自愿实行永久性节育措施后，给予一次性奖励，其奖励措施逐步在山区八县汉族农民夫妻中推行；
（二）审批宅基地、调整土地时，对独生子女户、计划生育纯女绝育户给予优先照顾；
（三）发放救济金，独生子女按两个人份计算，计划生育纯女绝育户再增加一个人份；
（四）为计划生育贫困户优先安排扶贫项目，优先提供扶贫资金、扶贫物资，优先安排其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优先提供致富技术；
（五）灾区救济，对计划生育户优先发放救灾款。对独生子女户和计划生育纯女绝育户办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国家、集体补助标准应当逐步提高；
（六）农牧、林业、水利、科技、供销等部门应当对计划生育户优先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优先提供致富信息和优良品种。
前款（一）项规定的具体奖励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川区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参照执行。
第三十三条 独生子女保健费按照下列规定列支或者开支：
（一）企业单位从管理费中开支；
（二）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
（三）城镇无业居民、失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农业户口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当地财政支付，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发放；
（四）破产企业职工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从破产企业清算资金中按所欠职工社会保险费予以清偿，一次性划支至独生子女年满十四周岁止。
第三十四条 独生子女父母双方都是职工的，其独生子女保健费由父母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一方为职工，另一方为城镇无业居民或者农民的，保健费由职工一方所在单位负担。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晚婚的，增加婚假十五天，晚育的增加产假十四天，晚婚、晚育假期内工资、奖金照发。农民夫妻晚婚、晚育的免去当年的无报酬农村用工。
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凭施术单位证明，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休假，工资、奖金照发。
做绝育手术的，凭施术单位证明由有关单位发给适当的营养补助费，所需经费按照独生子女保健费的负担方式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休假，工资、奖金照发。
第三十七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一个子女，但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除享受本条例规定的优待外，再给予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除执行本条例规定的优待外，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对农村计划生育户的奖励和优待办法。
第三十九条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按下列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区）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当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二）农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乡（镇）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当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三）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本条（一）项或者（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征收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非婚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按本条（一）项或者（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四）不够间隔期生育的，一次性征收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五）未达到法定婚龄生育的，一次性征收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违法收养子女的，分别按前款（一）、（二）、（三）项的规定处理。
个人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以其超过部分为基数，还应当再征收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第四十一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也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
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困难的，应当自接到征收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征收决定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分期缴纳的书面申请。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分期缴纳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由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四十二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依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超生子女的，除按第四十条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外，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属国家工作人员的，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其他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
（二）属农业人口的，不得享受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有关优待，已经享受奖励资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追回；
（三）怀孕期、分娩期一切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自理，产后休息扣发工资，不享受任何福利；
（四）限期落实节育措施。
第四十四条 夫妻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育子女的，在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后，应当收回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追回已领取的奖励和独生子女保健费。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三）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第四十六条 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取消其计划生育证明；出具证明的单位有过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权给予批评教育，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落实安全可靠的避孕措施导致违反生育规定怀孕，经说服教育拒不及时落实补救措施的；
（二）隐瞒、谎报本人生育情况的；
（三）容留、包庇他人违反生育规定怀孕或者生育的。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权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殴打、伤害、侮辱、诽谤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物的；
（二）歧视、虐待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和生女婴的妇女；残害婴幼儿的；
（三）其他妨碍、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行为。
第四十九条 用人单位和个人雇用无计划生育证明的流动人员或者不履行管理责任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成年育龄流动人口不按照规定办理或者交验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或者交验，逾期仍不补办或者交验的，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单位或者部门不履行协助计划生育管理义务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三）索取、收受贿赂的；
（四）未按规定发放《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计划生育证明的；
（五）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工作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征收社会抚养费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征收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