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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关键词搜索中的权利纠纷和服务商责任问题

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杨安进



互联网搜索已经成为人们上网获得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因此而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增值服务行业，在为数不多的可盈利的网络增值服务领域中显得既宝贵又争夺激烈。有人将关键词搜索对于互联网的意义，类比为操作系统之于PC机的意义，称为互联网的操作系统。
互联网搜索服务是基于两种需要产生的一种商业性服务：一是社会经济组织希望更好地传播其网站信息，使得他人能够更方便地访问其网站，由此希望在其传统标识(商标、商号等)与其网站、网页间建立直达（即类似域名一样直接访问）或非直达的联系；二是社会公众希望从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世界中方便快捷地找到所需信息，无需准确记忆众多的域名、URL等符号也能较快地登陆所希望的网站、网页。搜索服务商在这两种需求中应运而生，充当了两种需求之间的桥梁。
互联网搜索的种类很多，包括分类搜索、索引搜索、书签搜索等，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应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中以关键词为搜索入口的网页索引搜索在目前应用最为广泛。而在关键词搜索中，又以IE地址栏寻址搜索、付费搜索中的竞价排名搜索以及搜索结果广告等三种商业模式，在当前取得了应用普及层面和商业盈利层面的双丰收。
本文将主要论述在关键词搜索中，涉及到关键词的一些权利冲突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搜索服务商责任问题。

一、关键词的属性
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思维速度，更超出了社会应对速度。当前几年域名纠纷轰轰烈烈从而引发人们对域名特性的热烈讨论尚未取得权威性的一致时，关键词的纠纷又源源不断送到各地法院。
域名纠纷和关键词纠纷在某些方面有类似之处，某些问题也许恰好可以来个“合并处理”。
笔者认为，关键词的属性主要可以分为商业属性、技术属性以及法律属性，而这三个特性又密切依赖于关键词在搜索中的现实应用情况。讨论互联网领域的法律问题大约有个特点，那就是要时刻密切跟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变了，“说法”就得跟着变。

1、关键词的商业属性
关键词的商业属性一方面取决于互联网搜索服务的巨大商业价值，这一点已经被众多的搜索服务巨头们和该行业的研究者们阐述得很清楚，在此不赘述。
另一方面，关键词的商业属性取决于特定的关键词本身所蕴含的商业价值。理论上讲，任何关键词都有商业价值，只是个大小问题。关键词的纠纷主要集中于一些商业价值大的关键词。从现实来看，商业价值大的关键词主要包括知名品牌（如“海尔”）、特定知名词汇（如“911事件”、“毛泽东”）和通用词汇（如“计算机”）。由于目前的关键词还是限于文字、数字、符号的表达形式（以后也许会扩展到其他形式），尤其是文字，因此，词汇就成为最主要的争议关键词。
词汇的商业价值在于其所代表和凝聚的社会生活信息，是这种信息的符号，这种符号被人们在日常中使用和关注得最多，从而形成了价值。这种价值与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也与不同地域、文字、文化背景、民族、年龄等因素密切相关。
正式基于此，人们对商业价值高的关键词就更热衷。

2、关键词的技术属性
关键词搜索一般是指搜索服务商抓取了互联网中数量巨大的网页，并对网页中的每一个文字（潜在的关键词）进行检索，从而建立网页索引数据库。当互联网用户使用某个关键词进行搜索时，所有在页面内容中包含了该关键词的网页都将作为搜索结果被搜出来。在经过复杂的算法进行排序后，这些结果将按照与搜索关键词的关联度高低顺序排列。
关键词作为词汇本身是自然可观存在的，与所有词汇一样毫无特色，而只有在进行互联网搜索时才有意义。从技术上讲，关键词就是互联网用户输入给搜索引擎程序的一个符号，这些符号有待于搜索引擎程序在其数据库中进行运算处理，并最终显示出与该符号存在关联度不同大小的网页。
由此可见，关键词的技术特性与搜索软件技术相关，服务商的控制空间非常大。

3、关键词的法律属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在互联网搜索中，关键词具有必不可少的信息引导功能，这是其核心和本质价值。关键词的法律属性应围绕这个功能展开。
在很多情况下，关键词是一些传统标识在互联网上的新应用，其本质在于试图将传统标识的标识效果延伸到互联网空间，使得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能获得同样的标识效果，从而实现其目的和利益。
但识别性并不是关键词的必备特性，从信息引导功能来看，甚至可以说，关键词的特性和价值就在于其不具备识别性。真正的识别性是体现在搜索结果上，也就是信息的具体来源上。
很显然，关键词毫不具备赋权的特性，更不足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与域名略有区别，下文再述。
关注关键词的法律属性，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关键词本身，那是毫无意义的，而要集中于搜索结果，具体来说就是集中于服务商对关键词的控制上。

4、关键词与域名
关键词与域名具有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取向。域名的价值在于提供访问特定网站的上网功能，而关键词的价者在于信息搜集功能。
由于IP地址的全球性、有限性，以及域名与IP地址在技术上的密切联系，这些决定了域名是企业利用互联网传递、交换信息的基础性技术要件，属于相对有限的资源，因此，域名注册一般是由享有一定行政权利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委托的机构管理。
因此，鉴于域名对社会公众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和相对有限性，域名注册服务是一种普遍服务，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域名注册机构不能将域名以及域名背后的IP地址资源作为自有的商业资源来进行市场销售，而是要在国家的干预下为不特定的公众无条件提供服务。
而在搜索服务中，有一种地址栏寻址搜索，其性质与域名极为类似，主要功能价值也是用于访问特定网站。但两者有根本性的区别，域名是全球统一体制下的基础性上网方式，具有全球唯一性，而地址栏搜索是在域名体系上建立的增值性商业服务，不具备也无需具备唯一性，地址栏搜索不仅可以提供上网服务，还可以提供一定的搜索功能。
也正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使得域名的识别价值大大高于关键词。所以，企业申请域名，经常是行使已有的标识性权利（如商标、字号），不会、也常不允许象关键词那样选择一些特殊知名词汇、通用词汇。
这样看来，如果类似地分析一下域名的商业属性、技术属性和法律属性，就会发现域名同样不足以赋予独立的权利，而仅仅是已有权利的一种行使方式而已，所不同的是域名常与那些标识性的权利联系更紧密些，而关键词常要松一些。

二、关键词搜索中的权利纠纷
根据上文分析，关键词的商业价值在于其所代表的信息符号属性，因此，关键词的冲突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种：标识性权利、通用名称、特定词汇。
关键词搜索中的此类纠纷，都产生于服务商对关键词的某种控制或干预，但因此产生的问题又无法单独以来服务商来解决。

1、标识性权利
在此类关键词中，最常见的有：商标、字号、网站名称、产品或项目名称。而分析导致此类纠纷的原因，又要考虑以下因素：权利的地域性和互联网的无国界性，商标的注册分类特性，商号的行政地域特性，网站名称的随意性，产品或项目名称的随意性。
同时，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又得考虑一些利益的平衡：权利人的权利边界，社会其他公众使用互联网服务的权利，互联网行业本身的发展等。
在考虑上述因素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所购买、持有的关键词产生异议，那么首先应该审查的是异议人对该关键词是否享有某种权利，而不是首先审查关键词的购买、持有者是否享有某种权利。如果异议人对该关键词不享有任何权利，则其异议一般就不能成立。如果异议人享有上述的某种权利，再审查购买、持有者是否享有某种权利，如果它也享有某种权利，则往往能作为很好的抗辩理由，使得异议也难以成立；如果此时关键词的购买、持有者不享有任何权利，则此时应审查异议人所享有的权利边界，如果该边界能涵盖到关键词搜索，则其异议应能成立，否则就不应成立。
　　案件的审判人员与案件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本文统称辩方或辩护人），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或者没有当庭宣判的案件在开庭审理之后至判决之前，针对案件的审判事宜进行的私下交往，称之为庭外接触。这里所说的庭外接触，是指非法律允许的私下接触，包括庭审之前和宣判之前。审辩双方的这种庭外接触，其对案件审判的消极影响是否存在？是一概否定还是应当有一个允许的范围？如何遏制因审辩双方的庭外接触可能产生的司法腐败？对于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因为在司法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因庭外接触而产生负面影响的现实。

　　一、庭外接触面面观

　　审辩的庭外接触，多为辨方寻求接触的机会。庭外接触

　　的出发点，或者说用意，一是沟通感情，融洽关系，增加审判人员对自己一方的亲近感；二是向审判人员阐述诉讼的观点、理由、依据等，以加深审判人员的印象和认同感；三是通过接触，以对审判人员采取请吃、请玩、贿送钱财的方式，增加诉讼中的胜诉底气。

　　1、当事人眼中的庭外接触

　　案件当事人等与案件诉讼有利害关系的诉讼参与人，是认可其辩护人与审判人员的庭外接触，甚至谋求接触的机会。辩护人则为其代理的当事人权益着想，也由于站在辩护人的角度考虑，力求能够胜诉，因而也期望能在庭外与审判人员私下多接触。现在辩护人的普遍观点，都认为与审判人员的庭外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以便增加胜诉的酬码。当事人一般并没有强烈的庭外接触意识，往往是在其辩护人的提示下，才许诺辩护人提出的与审判人员庭外接触的安排与条件。很多当事人希望自己或其辨护人与审判人员进行庭外接触，并不完全是想审判人员如何偏袒自己，而是希望审判人员在判决的时候不要偏袒相对应的另一方，能够依法公正地下判决。

　　2、从法理层面看庭外接触

　　审辨双方的庭外接触，从接触的动机来看，在法理层面上，对这种接触是持否定观点的。这是由于：一是审辩双方的庭外接触，会使庭审法官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影响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正确判断的形成。二是审辩双方的庭外接触，会使法官产生徇私枉法、挺而走险的念头，以至于枉法裁判。如此审辩双方的庭外接触，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庭审的法律效力，削弱了国家的司法公信力。

　　案件的审判人员，应当依据开庭审理时各方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情况，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法规允许的其他参照条件，对案件进行判决。对案件事实及性质的认定，对责任的划分与承担，对证据的采信与否，都源于对开庭审理情况进行分析判断而认定的。这就要求审判人员要排除在庭外与辩方的私下接触，以防止非正常程序下所形成的思维与概念影响判决的公正性。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以当事人有权要求回避为事由，对审辩双方的庭外接触明确表示了法律的不认可性：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这一法律规定，表明了审辩双方违反规定的庭外接触属于影响诉讼的不当行为。

　　3、司法现实中的庭外接触

　　从司法的现实情况来看，审辩双方的庭外接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几乎成了潜在必经程序。在庭外接触中，辩护方的寻求接触和审判方的迎合心态，是庭外接触的主观前提。那些把庭外接触当作谋求胜诉重头戏的辩护人，由于其主要是充当法律肩客的角色，所谓在法庭上的辩护和代理，只是一个名义而已，因此，其与审判人员庭外接触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认为，庭外接触对案件审判的不良影响和负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已经查办的关于审判人员收受贿赂，枉法裁判的案件中，常常可以看到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行贿的身影。

　　二、对庭外接触的法律姿态

　　审辩双方的庭外接触，在法律上的禁止或限制，可能有些国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但我国并没有从法律上对此点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民诉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也仅仅是从回避的角度对违犯规定的庭外接触予以了否定。禁止也好，限制也好，民事诉讼法通过这一条款对审辩双方庭外接触的不认可，是一个进步，但要遏制审辩双方违规的庭外接触，还要有必要的法律制度措施。

　　1、已有的部门相关的规定

　　法院部门内部对审判人员与当事人、代理人的私下接触，有一些禁止性的规定，但大多是作为一个回避的事由来看待，有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规定得更明确更严格一些，把审辩双方的庭外接触不仅看成是一个职业操守问题，且是有违法纪，规定只可以在法院内指定的场所会见，由书记员记录会见的情况。我国律师法对律师与法官的违规私下会见，也有一些自律要求。但只有行业系统的一些自我约束性规定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程序法及相关行业法规的明确规定。

　　2、程序法应当有明确规定

　　程序法应当作出明确规定，是因为提升到程序法，可以提高其透明度，增大普法面，增强宣传效果，从而强化法律效力。一是当事人可以更多地了解规定，依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二是可以促进监督的效果，无论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还是媒体的舆论监督，或是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如果以程序法作出一个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会明显促进监督的效果，以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单位：江西省湖口县检察院